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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抗日烽火前沿的上海穆斯林

【字体大小】 [] [] []2016-02-24 13:02 作者:刘圣道

战斗在抗日烽火前沿的上海穆斯林

刘圣道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七十周年。七十年前,英勇的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是抗击东方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唯一主战场,共拖住和抗击日本总兵力的80%(最高时达94%)。在日本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前夕,它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为186万人,占其海外总兵力(358万人)的50%以上。中国军队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为此中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其中包括军队占伤亡人口的1/3);战争消耗和财产损失按1937年比价达6千亿美元。

这是多么巨大的牺牲!忘记过去惨痛教训就是背叛。何况日本自战败后,国内右翼势力一直贼心不死,日益猖獗。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内阁已在国会强行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相关法案。今后日本可以不受限制的追随美国对外施用武力。亚洲已经重现日本军国主义阴影。对此我们更应借鉴历史,百倍警惕。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上海穆斯林始终是抗日的不倦宣传者和实战的光荣参与者。让我们再次缅怀先辈们的光辉史实。

九·一八之前的反日斗争

一、 挫败佐久间控制回教分裂民族的阴谋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曾提出过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主张。日本从灭亡中国的总战略出发,很注意利用中国的民族不同这个特点,竭力挑拨离间其他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煽动闹政治独立,以达其分而治之的目的。他以回、蒙两个民族为重点对象,鼓吹“日本能为大汉族主义的受害者蒙古人和穆斯林实施他们的民族自决权,建立自己的国家。日本对外援助正是为此。”而佐久间正是日方实施这种阴谋的工具。

佐久间贞次郎(以下简称佐久间),1986年生于东京。1904年来中国大连,后受日本浪人会派遣,对中国北疆、土耳其、印度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地区作过认真考察,具备一定的伊斯兰教知识,是日方战前战时在华进行伊斯兰教活动的重要人物。

1921年佐久间在大连皈依伊斯兰教。1923年来沪活动。上门拜访素负盛名的上海清真董事会(以下简称清董会),诡称自己热心宗教,是新入回教的日本穆斯林。清董会不知有诈,以诚相待,给予充分礼遇和信任,专为佐久间夫妇和韩国人玉观彬夫妇在北寺(今福佑路清真寺)“备点开会欢迎”并合影留念。恰逢当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15万人丧生,200万人无家可归。清董会重要成员蒋星阶首捐面粉1千包托运往灾区,清董会又向各清真团体和个人募捐,赈衣捐款交佐久间“归国带去一千元,发放中日被灾至苦之人”。

骗取信任后,佐久间旋即建议清董会发行回教刊物,经费由他负责,遭到拒绝。于是佐久间撇开清董会,擅自于同年8月成立“光社”,自任会长。1924年创办刊物,取名《回光》,诡称与上海清董会合办。从此越俎代庖,开口“我回教”,闭口“我回族”,以上海回教代言者自居,以左东山的汉名和其他笔名,用日、美、汉三种语言在《回光》上发表文章。当年10月第一卷一号上便刊登“国际穆斯林协会总计划”,自行成立“远东穆斯林协会”。1925年10月《回光》二卷一号发表《中国政局与回教徒》一文,批评穆斯林“缺乏政治之觉醒”,赤裸裸地鼓吹“吾人姑且不因蒙古之独立,西藏之自治,满洲之离叛,对此有名无实,日形解体之共和国家势不能不提倡我回族之独立。……我回民不能不有政治觉醒,正当行使我回教团体应享之权利,打破今日之局面。”对回族穆斯林热爱祖国并无分裂出去的意愿佐久间十分不满地说:“既我回教为一大之宗教团体,好除此千载一遇之时而不知鼓吹宗教的何种运动,只埋头从事朝礼暮拜即谓为回教徒无能事毕矣。”在另一篇《无自觉之中国回教徒》文章中污蔑中国穆斯林“盲目无智”。

面对如此露骨的政治挑拨和对回教的攻击,佐久间假进教真伪信妄图从内部控制回教分裂民族帝国主义丑恶面目完全暴露,换来的是群起而攻之的反击。成达师范学校月华校刊总编赵振武两次撰文《读回光之回声》在北京《穆声报》上抨击左文中的错误。中国回教联合会会长金煦生发表《政光社长左东山函》的公开信,代表“回教公言”,称“第二卷第一号汉上诸教友阅之,几欲与光社兴问罪之师”。1926年,清董会又在上海中国回教学会创办的《中国回教月刊》上再登启事,宣称“日来迭接各省区回教职合会等来函,指敝会与归信我教之真旨,记载诸多不合,云云,敝会诚恐远道传闻失实,不得不及时声明,查近年韩日人士有归信吾教者,敝会因宗教关系,对所奉教者自当欢迎,惟并无与日人合办报社事,至于在沪发行之回光月刊,纯为某日人个人事业,敝会重未与闻,海内君子,幸共鉴之。”佐久间见清董会及时察觉并有力地挫败了他的政治阴谋,企图挽回关系的努力又遭冷遇。《回光》不得不在1925年11月发行第二卷第6号后停刊,光社也宣告瓦解。佐久间改往武汉等地活动,也是同样碰壁。1928年黯然回国。

上海穆斯林抵制光社《回光》的过程历时近4年,正如郭成美先生所言:“成了抗战前日人利用伊斯兰教在华制造分裂,上海穆斯林忠教爱国,团结抗争的生动案例。”

二、 声援东北穆斯林教胞米双珍,反对日警暴行的斗争

1931年6月27日,奉天(今沈阳)驻辽阳日警非刑吊打回教教民米双珍,并对其强灌煤油伤肺致死,恶行暴露激起公愤,舆论纷纷痛责,上海青年回民鲁忠翔、马天英闻知,先后致函清董会,请求清董会代表上海同胞声讨日警暴行,清董会7月15日在北寺召开周会,决议公推沙善余执笔拍发电报致奉天回教团体,声援米双珍案,表达上海穆斯林同仇敌忾反对日帝暴行的正义呼声。

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斗争

就在米双珍惨死两个月后,日寇制造九·一八事件,进攻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中国守军不发一枪,退守关内。然而东北的人民不甘做奴隶,纷起抵抗。其中表现最突出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34年4月由17支抗日武装组成的抗日联军。这支队伍孤悬敌后坚持战斗14年,直至胜利。总指挥就是杨靖宇将军。让我们引为自豪的杨靖宇将军是我们回族人。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有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他是这样的认同中国,热爱祖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是我们回族人民的骄傲!

九·一八后三个多月,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件,战火波及江湾清真寺被炸毁,教长刘兆才阿訇侥幸逃回市区。两次事变以后,亡国灭种危机空前深重。救亡图存已成为各界爱国人士各族爱国同胞的共识。

由达浦生、哈德成两位教长创办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校刊《伊斯兰学生》杂志于九·一八事变后发表了《为日军强占我东北各省敬告伊斯兰同胞书》,痛斥“日军帝国主义,强占东北,毁我建设,掠我资财,蔑视公理,草菅人命。应速起捍卫国家,保护宗教,一致团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为同胞复仇,为教友雪恨”。中国回教文化协进会于1934年6月在江湾燕园举行常务理事会议,议决由常务理事鲁忠翔执笔,在《人道》月刊(杨玉书于1934年6月创刊,首卷发行5千册)上发表《中国回教文化协进会告东北回教人民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村川狂堂等妄图利用回教来达到侵略中国的阴谋。杨玉书也在《人道》上载文提出:“正义和生存是不会在祈求祷告上获得,正如中国失地四省,只有用血和肉才能夺回来。”“大众的和平的幸福,只有从以武力制裁侵略者的战争中可获得。”

1935年12月17日,由正风女中等学校发起成立了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回族学生马寅(中共地下党员)在内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进步读书会和救亡运动,曾任该会主席,组织部长。他曾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出狱后仍继续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继马寅之后,有上海中学回族学生石敬诚及其弟新沪中学学生石英,中法大学药业专科回族学生何巧娟等都先后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继续秘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穆斯林的抗日斗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全面抗战爆发。8月13日,日寇海陆空重兵进攻上海,日机狂轰滥炸。通北路清真寺(又称“苏北回教堂”)、买俊三阿訇创办的中国回教书局毁于日军炮火,金子云创办的回教孤儿教养院(在小桃园清真寺内)被迫解散。战争导致穆斯林的经济事业遭受沉重打击。许多商铺或是被炸或是被迫“打烊”,举家逃难。高墩街、西仓桥两处清真女学为避战乱合併迁往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永安里24号临时安置。依赖上海繁荣松江地区的回民事业也一落千丈,乡老都逃光了,清真寺剩下杨振铭教长一人,供养无着,被迫贩米为生,不幸被日本宪兵抓住,关进去打个半死,因此落下因内脏伤重吐血不止的毛病,最后旧病突发,归真在蚌埠清真寺礼拜大殿上,撇下杨德宝杨德兴两兄弟孤苦度日。

就在“八·一三”抗战的次日,上海伊斯兰教界在达浦生、哈德成两位有声望的教长主导下,与沙善余、伍特公、杨叔平等在浙江路回教堂内成立了“上海回教难民救济会”,先后成立了浙江路回教堂,蒲柏路小坟山(今太仓路70号)、清真别墅(又称日军港清真寺在今肇嘉浜路212号)。南市区青莲街敦化小学、劳勃生活(今长寿路)梅芳里,福佑路回教堂、侯家浜路振兴公所等七处难民收容所。还临时组织了一些回民救济站,共收容了3千多难民,为他们四处奔波,克服种种困难,筹募粮食衣被生活必需品,并在上海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中推销自行举办的“救国公债”,以解决难民的衣食住问题。除此之外,回教难民救济会还对难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们爱国觉悟;还教难民所的孩子们识字,积极为难民找工作谋出路,千方百计帮助难民自救安身立命。直到将全部难民安置或遣散完毕,善始善终完成对同教难胞的义务。在第二次松沪战争中,穆斯林群众既在祈祷时祝佑前方将士获胜,又推派代表携慰劳品去慰问前线战士和后方医院里的伤员。在闻知抗日将士血染宝山路后,立刻在日晖港清真寺油煎了大量油香(一种回教食品)去慰问。各界穆斯林都以自己的方式投入反日斗争。

在军界。回族青年飞行员哈荣鑫,在与日寇机群的交战中为国捐躯。南京籍穆斯林蒋国粹在上海参军,在往前沿阵地驾车运送弹药途中,遭遇敌机轰炸,不幸车辆中弹,爆炸起火,献出了年轻生命。穆斯林青年韩统先,曾在日晖港清真寺经学班学习,日寇侵占上海后,他机智的打入敌人心脏部门,利用多伦路日本宪兵司令部门卫身份收发信件,抄录了大量敌军情报。后被敌人察觉,被捕壮烈牺牲。1937年10月26日,由谢晋元营长指挥的国军人称“四行孤军”“八百壮士”。坚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4天4夜,名震中外。日军多次强攻不下,其中回族战士张秋明是“八百壮士”之一。激战到第三天,他被日军炮弹击中,左臂被炸断,犹自浴血奋战。直至面部又被炸伤而昏迷,才被抬下火线送进红十字医院。后被誉为“独臂勇士”。当时,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来国际红十字医院探望伤员,深为他的英勇事迹感动,结为至交。曾任陆军第15师师长。国军第二军军长、安徽省代主席等职务的回族将军马吉第。1937年离任移居上海愚园路寓所。八一三沪战爆发,立即捐献银元一万元支援抗战,自己后来却穷困潦倒,1945年病卒于河南开封。

在巡警界。回族地下党马文林1939年从英商汽车公司打入法租界巡捕房,以巡捕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通过交朋友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同时宣传抗日斗争的形势,逐步取得了一些青年巡警的信任和拥戴。到1940年,他,秘密发展党员40多名,建立起以他为支书的法租界巡捕房党支部。公共巡捕房回族党员马益三、新闸巡捕房回族党员张志坚等,也做了类似的大量工作,为党领导上海人民坚持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宗教界。上海十几坊清真寺阿訇每逢星期五聚礼日向教胞宣讲教义的同时,积极宣传抗日,结合抗击敌人侵略是《古兰经》的旨意,“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号召教胞在日寇侵略面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保卫祖国。

上海沦陷后,64岁高龄的达浦生教长毅然借了一笔钱,自费前往中东宣传中国的抗日事业。于1937年12月29日从上海出发,首先至埃及,晋见法鲁克国王,拜会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表演说,揭露日本侵华暴行。

当埃及国王问及中国穆斯林人数及抗战中回汉关系时达教长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主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同非回教徒一样的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人奴隶,或直接持枪参战,或努力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埃王说:“那很好,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埃及《金字塔报》,《埃及邮报》对教长活动和演说,均予报道。1938年2月3日达教长经苏伊士赴麦加朝觐。正逢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派遣的由王曾善、马天英(上海)、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五人组成的“中国回教中近东访问团”西渡中东,宣传抗日,双方共同参加了在麦加举行的世界伊斯兰教年会(“世界回教大会”),向与会者揭露日寇侵华罪行和中国穆斯林参与抗战事迹,并当场揭露3名混入大会自称穆斯林的日本浪人。谴责日本侵华罪恶行径,将他们驳得哑口无言,当众出丑。在沙特,达教长和访问团受到伊本·沙特国王的两次接见,他们向国王介绍了日寇侵华事实真相,要求配合中国抗战,抵制日货。达教长当即在麦加起草了《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由中国留埃学生译成阿拉伯文向各国穆斯林散发。

由沙特再折回埃及后,达教长闭门三月进行深加工,又撰写《告全世界回教教友书》,全书由序言和4个章节组成,共6万字。由留埃学生部主任沙儒诚等人译成阿拉伯文。后又译成英文,土耳其文,印发给各伊斯兰教国家政府及宣传部门。并在埃及《金字塔报》上全文连载发表,引起了埃及和世界各国穆斯林的极大关注。

1938年6月,达教长抵达印度,在德里发表9次演讲,拜会了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阿里·真纳。赢得真纳对中国的抗日斗争极大同情,表示中国的抗战也是印度各族人民的抗战,嘱人将达阿訇的《告全世界回教教友书》译成印地文(乌尔都文),在《印度时报》、《孟买新闻》上发表。还刊印5千册代发放各地,还在印度穆斯林中募捐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支持抗战。

达教长满怀爱国热忱,不辞辛劳,在海外奔波8个月,又说又写,取得极大成功,1938年8月他满载各国穆斯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和有力声援以及二三十万元的捐款从印度取道香港返国。重庆的《新华日报》于1938年8月18日和10月3日以《上海回教长达浦生欢迎会》、《达浦生先生访问记》报道了达阿訇这次出访及其意义。当时,留学埃及的马坚、纳忠、林仲明、金志晏、定中明,胡恩均,林兴智等青年学子在尼罗河畔发传单,做演讲,搞募捐,谴责日寇侵略暴行,广泛宣传抗日。由上海伊斯兰教师范学校派出赴埃及留学生马坚还于1940年1月3日在由香港中华回教青年会、回族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欢迎回教学者和新闻界名流大会”上宣传抗日,反对日帝暴行。

另外,在中国回教中近东访问团成功的基础上,由上海伊斯兰教人士马天英(任团长)、马达五(曾任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孤儿教养院院长)和另一名成员吴建助三人组成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特派南洋访问团,于1939年由香港出发,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南阳诸国,所到之处,反复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以及中国的抗日斗争。历时6个月,赢得了南洋群岛诸国和地区的穆斯林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同情,再次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

在教育界。以沙善余为校长的敦化小学,和以马天英为校长的云生小学,是当时唯一的两所回民学校,他们在纪念周会上做抗日战争的时事报告,用大量事实说明日寇侵华暴行,让小学生也懂得抗日爱国的道理。

在实业界。杨叔平、陈经畲积极响应工商界抵制日货推销国货的运动。为了扩大他们合营的汉昌肥皂厂生产,他们出资30万元,向德国购买了一套当时最先进的用以制造肥皂用的高纯度甘油设备。日人闻讯上门提议欲与杨陈合作经营,制造烈性炸药。被一口回绝。二人接着将机器核心部分拆下销毁,其余部分当废铁出售一空。他们说:“宁可让机器变成废铁,也不能资敌。”

在新闻出版文化界。伍特公、杨玉书利用在“孤岛”租界之便,竭尽所能致力于抗日舆论宣传。伍特公任《申报》主笔,于1938年8月7日在《申报》上发表《回教与抗战》的社评。指出“看中国今日之抗战精神,于回教教义尤相贯通……回教徒视逞强侵略,为人类的公敌,为教义所不容,而制止强暴为对主之义务。盖逞强肆暴,违反‘伊斯兰’之本意;苟任令猖狂,不加膺惩,则真主之大道将为毁灭,人民生活,将为扰乱;信徒之于除暴安良,不得爱惜一己之生命与金钱,务必同赴大义,以成大节。”此文由爱国教胞密印成小张数百份,用不同的信封作为贺年柬分寄京津各地教胞做宣传。因此于1940年上了敌伪通缉的黑名单,被迫隐匿于叔丈沙善余家中译经,直至抗战胜利方出。杨玉书于1939年10月,在法租界创办《绿旗》杂志。他在第1卷第二期首页发表《告上海回教青年》的文章,说:“当今之时,抗战方殷,国难紧张,各地沦为战区。吾孤岛之回教青年,应速醒悟,补于抗战。”直至1940年1月,《绿旗》月刊社还利用“尔德节”一文发起回教青年聚餐余款救难会,将募得捐款汇交上海难民总会。因此招致敌伪的仇恨。日本宪兵队到清真寺来搜寻杨玉书,哈德成教长紧急设法通知杨玉书携眷回家乡隐避。《绿旗》被迫于1941年底停刊。

爱国回族文人金颂清创办的中国书店(1926—1942)是一家进步书店,在沪上颇有名气。鲁迅、郭沫若、阿英、夏衍等是该书店的常年主顾。金颂清支持抗日主要有两点:一是为防日寇对古代图书文籍掠取和破坏,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建议金颂清抢先将有价值的珍藏古籍书画买到手。中国书店就大量采购珍贵的古旧图书,分别珍藏在爱国进步人士家中。据店员回忆,有2790多件图书文献被保存下来。二是全力支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工作。协会创办的《救亡日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是党领导的具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主要宣传阵地,以其反日的鲜明态度、坚定立场、及时报道和犀利的文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而《救亡日报》的编辑发行工作,就在中国书店店堂后面一间已被腾清的原灶披间(厨房)里进行。金颂清的第四个儿子金祖同也是回族文化界著名爱国人士,郭沫若的学生。《救亡日报》在中国书店刊发时金祖同里外照应,金颂清和其他子女也承担风险,共同掩护办报,直至被日伪发觉,勒令书店停业。

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方面的回族穆斯林从事不同层面的抗日救亡工作。如大新公司(今南京路国营第一百货商店)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员回族售货员梁瑾喻,他于1938年初入党。他在公司组织了带有联谊性质的爱国团体,广泛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后被组织派往苏、常太地区开展武装抗日工作,1941年任区委书记,并任地方武装常备队队长,在与敌激战中被俘,英勇牺牲,时年仅21岁。

还有些回族青年或投笔从戎或抛弃工作奔赴抗日前线,如石福鼎、石磊(原名石福鼐)、梁秋实、丁世贤、沈翠娥(江成志),沈瑛、沈洁、李鸿鹏、张广兴等。他们有的去苏北前线,有的辗转去向延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抗日救亡运动献出宝贵青春甚至生命。在这方面,哈德成教长为了支持穆斯林青年的救国热忱,利用他在各地清真寺的影响和关系,出具证明介绍了一批回族青年奔赴解放区。哈阿訇这种爱国行为深受回族教胞赞赏。

也有留在本地参加斗争的。如回族穆斯林李方生,在党的地下工作者金煜(化名金华庭)的启发下,与江北的新四军贸易局局长蔡晖和当时的司令汤(或姓唐)晓光取得了联系,他利用在十六铺码头工作的便利,协助金煜为新四军购买油墨、焦炭、火药等违禁物资,有时还要在日寇关卡林立,到处搜查,动辄抓人、没收、追查的恶劣环境下,不顾生命危险,亲自将物品押送到芜湖对江汤家沟新四军的驻扎地,直至抗战胜利。

达教长离沪后,日寇盯上了哈德成教长,企图利用他在教内崇高威望,阴谋要他担任敌伪组织的回教联合总会顾问。哈阿訇闻讯后,毅然将浙江路教堂(俗称“外国寺”)教务工作交给副教长刘兆才阿訇,自己改装化名马国成丢下家庭潜离上海,最终归真在沙甸,誓死不当汉奸。哈走后,日寇又欲聘请声望较高的买俊三阿訇。买阿訇得人密告后,不几日举家离开上海,表现了不当民族败类的浩然正气。哈教长离开“外国寺”四个月后,来了个日本人,自称名叫后藤信彦,(以下简称后藤),自称是埃及哈尔大学留学生,与马坚和北京成达师范的留埃生认识。他强住在外国寺楼上,并要在上海成立一个回教协会,要刘兆才阿訇当会长。刘阿訇以自己是临时代位的副教长不宜担任为由再三加以拒绝,后藤要刘带他找其他清真寺的蓝风云、金耀祖、洪长金等教长,均遭到婉拒。回到外国寺后藤盯着刘阿訇发怒说:“刘教长,你同我们日本人不一心!”以后有六七天,未见后藤在外国寺露面,等到被他遗弃的中国女人来外国寺门口在大门上贴与后藤的“离异书”,刘教长才知他被日本海军调走了。在当时敌伪高压统治下的上海,没有一个阿訇肯担任回教团体的伪职,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气节。

以上只是上海穆斯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画面的一个缩影。

在祖国被大举侵占、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紧要关头,全中国的回族穆斯林发出“天下兴亡,穆民有责”;“国权一日不恢复,则教门就会加快一日的堕落”;“争教必先争国”;“救国就是救教”的强烈呼号。上海穆斯林是实践了这些口号的。

当时上海几百万人口中,回族穆斯林不过数万人。但其动员之广,投入之深,却是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当时的回教族群,其宗教领袖和上层人士均一身正气,正邪分明,在大是大非面前,大义凛然,深孚众望。哈达两位大阿訇品德高尚,知识渊博,讲经传教,生动易懂又精妙入微,深受教民敬重。参与回教团体的众成员,抱着“同乡共教,敬恭笃桑椊之情;异地一心,合力收大同之效”的宗旨,自己出钱出力出时,廉洁奉公,不取分文,全心全意为教众服务。故也深得教众信服。穆斯林群众大都心地善良,为人忠厚诚实,信教虔诚,工作本分,劳作勤勉。在社会上也很少有不法行为者。教友之间也能和睦相处,互助合作。

故在重大考验面前能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坚强的凝聚力,其所迸发出的正能量,远超出穆斯林本身的数量。在抗日斗争的全过程中,上海穆斯林表现出高度的爱国觉悟和强烈的护教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勇往直前,去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梦想。

为兹纪念,赋诗一首,以抒情怀。

祝贺抗日战争大捷

七十年前胆气豪,

神州奋起斗敌枭。

倭寇铁骑践圣士,

义勇长城挥大刀。

台儿庄前鸣胜鼓,

太行山上红旗飘。

东方战场陷巨兽,

中华健儿功勋高!

光辉历程60周年——纪念中国伊斯兰协会成立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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