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国务院核定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沁阳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位列其中。该碑是回回民族形成最原始的史证材料，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是整个回族的大事。作为这项学术活动的参与者，本人向所有情系回族历史的同仁回顾一下此碑获此殊荣的来龙去脉。
2006年10月，新华社、《河南日报》、《大河报》和《焦作日报》等新闻媒体报道了水南关清真寺阿文古碑出土的消息后，河南省文物局旋即组织邓宏礼、陈廷良等文物专家对这方破损严重的古碑进行富有成效的考证。首先，他们通过对阿文碑文的解读称该碑为“清真言碑”，其次他们通过对此碑所在地的历史及其出土地层叠压关系的分析，初步认定此碑为元代碑记，并推断其镌刻下限“至晚在至(1264-1295)年间，或更早一些时间，即元太宗时期(1229-1241在位)。”
由于在考证过程中遇到了语言障碍，考证工作只好搁浅。后来机缘巧合，他们找到了我。
水南关清真寺管委会主任买望真与该寺马福军阿訇一道，于2007年6月30日驱车来到了本人在北京的寓所求助，希望我帮助考证他们清真寺的阿文古碑。
盛情难却
他们希望我能对此碑草拟一个书面意见。本人认真观察了古碑的拓片，并参阅了有关资料后，只能勉为其难地草拟了一个书面意见。河南文物局的领导看了这份书面意见和我的个人简历后，一致认为本人是考证、鉴定此碑的合适人选。但是，作为一个年老体弱者，本人对承担这样的历史重任实感力不从心。
为此，本人于同年7月中旬主动打电话给河南省文物界的领军人、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杨焕成教授表达了自己意愿时，杨教授坚定地说：“希望你对这通阿文古碑大胆地发表意见，不要有什么顾虑……”杨教授的坦诚相劝，我只能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小试锋芒”。
由于本人对考证古碑信心不足，在自己付诸行动前，我首先想到的是好友李振中教授，他不仅与本人有同乡、同行之谊，而且在沙特驻华大使馆还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然而，在我登门与之面谈此事时，却发现他所承担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尔东的鸿篇巨制《绪论》的翻译任务远未结束。这就使我无法强人所难了。但在我谈到自己对考证焦作地区的阿文古碑困难重重时，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好友急我之所急，当即给我复印了相关史料。这对我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随后，本人又访问了胡振华教授。这位助人为乐的好友，在得知考证阿文古碑的消息后，不仅鼓励我参与此事，而且还建议我全方位地介绍焦作地区今非昔比的大好形势。他说：“焦作地区是宋末元初回回将领曷思麦里伐金的战略要地，这在元史和我主编的《河南回族》一书中均有记载，你作为那里出生的回族文化人，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大胆地进行一次尝试。”接着他谦虚地说：“这仅仅是我的一家之言，我希望你再征求一下杨怀中同志的意见。”在我征求怀中先生的意见时，这位对曷思麦里其人其事知之甚详的学科带头人更是热情地鼓励我说：“作为曷思麦里伐金的战略要地，沁阳出土的阿文古碑，肯定与这位回回将领有关系。所以，只要把对古碑的考证与曷思麦里的历史结合起来，你的考证就有可能取得成功。我将全力支持你把此碑的考证进行到底!”怀中先生言必行、行必果，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其上述诺言。这对本人成功地参与这项学术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迎难而上
为了正确解读该碑的内容，本人特委托阿文书法家李文彩先生用牛油纸从古碑拓片上临摹出一个效果图来。这位年逾古稀的阿文书法家用半个月的时间临摹的效果图，突显了古碑不同凡响的风采。碑面正中凸显的阿文圆形阿文图案为“万物非主，唯有主宰一切，真实而坦诚的真主。”而圆形图案周围则环以被称之为“阿耶提·库尔西”的《古兰经》文”。另外，还有关于礼拜朝向的《古兰经》文。从而表明这方古碑是清真寺“米哈拉布”的壁龛。
尽管效果图与古碑真迹略有误差，但这个来之不易的效果图不仅临摹出了碑文绝大部分内容，而且还临摹出了碑文的风韵。为了弥补这个效果图的不足，沁阳市文物局长田中华先生(汉族)还亲自到郑州敦请高级拓片师拓出了更加清晰的拓片，从而使在水南关清真寺担任伊玛目的海小鹏阿訇在第一幅效果图的基础上，又临摹出了更加完整的效果图。
果有所成
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本人大胆地对古碑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证，并提出了以下几点结论性的意见：
一、古碑堪称是笔法纯正、结构严谨、布局匀称、错落有致的阿文艺术造型。
二、 碑文内容为《古兰经》文和伊斯兰教箴言。
三、西域回回大将曷思麦里及其部属进驻怀庆(今沁阳)的1231年为古碑的历史上限。
四、根据新建穆斯林社区在几年之内就要创建清真寺的普遍规律，曷思麦里进驻沁阳的第8年(即1239年)应该是水南关建寺立碑的下限。
五、碑文中镌有《古兰经》关于礼拜朝向的经文, 表明此碑乃水南关清真寺“米哈拉布”之壁龛。
六、水南关村村民不仅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体貌特征无不有别于当地的汉族同胞，而且他们都以阿拉伯文字的缩写为姓。这说明他们与西域回回都有血缘关系。
与此同时，本人又对古碑得出了另外4个结论：
其一是古碑的历史地位：众所周知，回族有两个源流，一个是唐宋时期侨居东南沿海地区的“番客”，另一个是宋元之交移居中国的西域回回。1984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石刻》一书介绍的200多方石刻，除少数为汉文和波斯文的石刻外，其绝大多数是在1009年至1311年间镌刻、历史不详的阿文碑刻，唯一的例外是于伊历567年(1174年)镌刻的一方阿文墓碑。而被认为是回族第二源流，于宋元之交移居中国的“西域回回”所遗留下来有史可考最早的汉文碑刻，要算镌刻于1348年的河北定州清真寺碑刻了。由此可见，有可能镌刻于1239年的沁阳阿文古碑，比镌刻于1174年的阿文墓碑只晚65年，而比镌于1348年的定州清真寺汉文碑刻还要早109年。可见沁阳阿文古碑在中国回族文物中，其历史地位之高!
其二是古碑的艺术价值不可低估：由于古碑常年受风雨剥蚀，加上数百年来一直沉眠在阴湿的土层之中，其碑文字迹模糊不清。但诚如阿文书法家陈进惠先生所说:“从依稀可辨的碑文中可以看出，其阿文书体制之规范、书写之流畅、结构之严谨，堪称是苏鲁斯体阿文书法园地的一枝奇葩!”
其三是古碑的国际意义:该碑镌刻之日,正是世界范围内“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当时的中华帝国和大食帝国曾有过数百年的睦邻友好关系，而没有历史积怨。这在古今国际关系史上堪称典范!但当年这两个超级大国，在蒙古人崛起后，却双双每况愈下，以至分别在1258年、1279年，无不蒙受江山易主的屈辱。由于这通古碑是中阿两大帝国处于生死存亡转折关头的产物，应该说它既是这两个伟大国家共存共亡的标志，又是这两个友好国家江山易主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这通古碑，还标志着以侨民身份留居中国的“番客”之后裔和由西域回回，以及其他民族成分融为一体的多民族穆斯林群体，朝着一个新民族共同体(回族)过渡的开始!
2007年11月25日，我们完成“申报材料”(包括《回回古碑鉴定书》及其附件)，于同年12月8日通过沁阳市文物局正式上报到了河南省文物局。
投石问路
为了增加该碑考证的透明度，从而就正于有识之士，本人撰写了《回回民族历史重要“里程碑”的失而复得》和《沁阳回回古碑考》两文。前者发表在《中国穆斯林》2008年第一期上;后者发表在《回族研究》同年第1期上。
《中国穆斯林》杂志还为之撰写了一个内涵深刻的编者按:
回族穆斯林在中华大地上的来源和发展轨迹,历来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论者大多只能以汉语文献为依据而缺少其他相关文字记载的文献作证。 2006年，出土于河南省沁阳市水南关清真寺的阿拉伯文古碑，不仅是回回历史发展的实证资料，而且也是回族开始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李华英先生以一贯严谨求实，尊重历史的治学态度，实地考察，披阅史料，旁征博引，对该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和剖析，对其历史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和研究，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历史的渊源与发展，提供了最新的实证材料和依据，意义重大，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开展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回族研究》主编杨怀中先生以其深邃的学术见地也为该文撰写了颇有深度的编者按：
2006年河南沁阳清真寺地下发掘出古代阿拉伯文碑后，经李华英先生精心考证，此碑为宋末回族先民刻立，为回回大将曷思麦里驻守此间所立。曷思麦里旧新两《元史》均有传，他为西辽柯散城(塔什干)东南长官。蒙古西征，曷思麦里迎降，他随哲别转战波斯、阿富汗一带,后又大败斡罗斯(今俄罗斯)军。俘获其主。继征康里(在乌拉尔河之东、咸海之北)。东还，随窝阔台汗伐金，驻军于怀(河南沁阳)、孟(河南孟县)、进职怀、孟、河南二十八处都达鲁花赤。曷思麦里死后，其子、孙均先后袭为怀、孟达鲁花赤。李华英先生考察历史，鉴别碑石，联系现实民情，结论可信。沁阳古碑揭开了这一地区回回民族的历史源头。这是一件极具历史价值的事情，本刊特刊出。
这个编者按，以翔实的史料印证了本人与河南文物专家对阿文古碑历史上限的共识。
随着阿文古碑的影响日益扩大，来信来电向本人和水南关人询问古碑考证进展情况者接应不暇。在这种情况下，本人受水南关清真寺管委会主任买望真的委托，将沁阳伊协秘书长拜存星、副秘书长买胜利撰写的《沁阳阿文古碑考证纪实》和本人撰写的《回汉联袂乃有所成》两篇文章，以《回族源头历史见证考》为题汇编成册，其目的是向关心古碑考证的同仁汇报一下古碑考证的进展情况。同时也作为参加全国第17次回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时任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丁文楼教授应邀为之承担编审重任，其出版质量堪称上乘!值得指出的是，丁文楼教授不仅对两文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而且还评论说：“考证沁阳阿文古碑意义十分重大!从现有的材料看，考证成功很有希望，如若是，那将是一个重大的学术成果!”
本人的两篇文章于2008年初公开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同年3月,受《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主任张广艳的委派，张世辉、刘钊两位记者对本人进行了专访，并在4月1日的《中国民族报》上以《沁碑，关于回族历史的记录》为题，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本人的谈话。这标志着“沁碑”的影响，从回族社会扩大到了中国的主流社会。
与此同时，中国文种最多的对外宣传刊物《今日中国》杂志阿拉伯文版主编王复女士主动联系我，在同年第4期阿文版上，以《沁碑—中国穆斯林历史的新见证》为题，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沁阳阿文碑。这又标志着该碑的影响从海内扩大到阿拉伯世界。
旗开得胜
2008年7月14日，焦作市文物局通报说:“沁阳市阿文碑申报材料,经过河南省文物评审机构的三次评审已被通过，并对古碑做出如下结论：
沁阳书南关阿文碑为元初创建清真寺时，镶嵌在“米哈拉布”壁龛之内，1990年，水南关清真寺进行复修扩建时被发现，内容为阿拉伯文镌刻的《古兰经》(文)。
河南省人民政府遂于2008年6月16日，以其豫政字[2008]36号红头文件公布水南关阿文碑为河南商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鼓舞人心
见到河南省人民政府的文件后，我不禁有一种“万事大吉”的快感。没想到河南省以杨焕成教授为代表的文物专家，根据他们丰富的评审经验，乐观地估计这方极为罕见的阿文古碑完全有条件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以买望真和买胜利为代表的水南关人，更是信心十足。
为了探讨申报“国保”的可行性，我专门拜访了首都博物馆原馆长马希桂先生。这位与本人同在北京市伊协担任常委多年的好友,不仅热情地表示支持本人参与水南关阿文古碑的考证工作,而且还建议我们就这个问题咨询一下中国文物局原副局长、时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的马自树先生。在好友《今日中国》杂志社阿文版主编王茂虎先生的引荐下，2008年10月22日，我们与买望真、买胜利一道造访了这位文物界的权威人士。马自树先生为人谦和，他不仅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而且还耐心地给我们回答了有关为水南关清真寺申请“国保”的问题。
2008年11月，应河南文物局和沁阳市文物局的邀请，马自树、马希桂、王茂虎和本人一行，专程前往沁阳对阿文古碑进行了实地考察。马自树在听取了省、市文物局负责同志的汇报后明确指出：“沁阳阿文碑作为回族内迁中原的重要历史见证，为研究中原地区回族的形成，研究穆斯林的信仰，研究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文物、艺术和研究价值。”
好戏连台
由于水南关人的执著追求和河南省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这项虽旷日持久却一帆风顺的学术活动背后发生了许多值得记述的故事，称得上实好戏连台!
首先，主管民族和宗教的国家民委、国家宗教局，曾分别致函国家文物局，对为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申请“国保”项目表示支持。与此同时，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回族学会先后发文，建议国家文物局将水南关清真寺阿文碑列入“国保”名单。2009年4月，应焦作市民委之邀请，对焦作地区进行了一次专访，并以《古豫焦作—回族历史源头所在地初探》为题撰写了一篇长达三万余言的文章。以便于同年10月下旬，在郑州举行的第18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同时还作为400多位参会人员此间参观桑坡、水南关两个回族村庄的参考资料。
2009年10月21日上午，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回族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组成的参观队伍，兴致勃勃地先后来到了桑波、水南关两个回族明星村参观访问。
尤其令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回族同胞感到高兴的是，他们不仅参观了宽敞明亮的桑坡清真西大寺和古色古香的水南关清真大寺，而且大都以激动而敬畏的心情领略了回族先民们遗留下来的阿文古碑的风采,从而使这方在地下沉睡数百年之久的瑰宝在中华大地上重新大放异彩!
2010年7月23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回族学会名誉会长白立忱亲切接见了水南关清真寺管委会主任买望真，及其助手买胜利，高度赞扬他们为考证阿古碑付出了巨大努力，并预祝他们取得成功。
梦想成真
2013年5月，国务院关于核定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宣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941处。而编号第1559的文物即沁阳水南关清真寺阿文古碑，赫然荣列其中。这标志着历时6年之久对水南关清真寺的考证的浩大工程已经胜利结束!其重要意义在于，这通价值连城的阿文古碑标志着由“番客”和西域回回，以及诸多民族成分融为一体的穆斯林民族群体，朝着新的民族共同体——回族过渡的开始!
考证沁阳阿文古碑，是一项靠单一民族成分的人无法完成的浩大工程。诚如自己在题为《回汉联袂 乃有所成》一文中所说：“拿这通古碑的考证来说，如果没有水南关回族穆斯林的文物意识，这通古碑很难保存至今;假若没有汉族专家、学者的慧眼识宝，这通价值连城的古碑也不可能被提上科学考证的议事日程。这就是说只靠回族人热忱，或者只靠汉族学者的敬业精神，这通古碑的考证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考证此碑并最终申报“国保”成功，可以说是回汉两族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民族团结的又一生动体现。在此，特别向河南省文物文物专家组组长杨焕成教授、河南省原文物考古所所长杨肇清研究员、河南省原古建研究所所长张家泰研究员、沁阳市原文物局局长邓宏礼副研究员、《今日中国》杂志阿文版原主编王复教授、国家宗教局副局长张乐斌先生等汉族同胞致以感谢。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成果。
(作者系国家外文局译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