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下简称中国伊协)60周年华诞，古人将人之60岁称为耳顺之年。耳顺者，“耳听其言，而知其微旨”也。对一个人是如此，对一个组织或单位也是如此，是值得庆贺之事。我已耄耋之年，难以为文，只好写点回忆，以示庆祝。但打开电脑， 往事虽非如烟，但思绪万千，不知从何说起。冷静一想，在中国伊协所创办之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下简称经学院)执教其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在脑海记忆中复现较易，同时，能见证这一段历史并将其书之于文的人也许已聊无几人，因而就从这里写起吧!
中国伊协从1953年成立到1966年被迫停止活动这一时期，我认为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国外交路线从事外事活动，包括接待伊斯兰教国家来访外宾、出国访问、组织象征性的朝觐团去麦加朝觐等;国内工作则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中央领导人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经中国伊协领导人的努力，1955年11月建立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二是1957年秋创办了《中国穆斯林》刊物，后因其内容须紧跟当时政治形势，难以刊載有关教义和伊斯兰学术性的文章，只出了27期，即行停刊。作为宗教刊物，影响不大。我觉得创办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是件千秋大业之举，不仅是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型伊斯兰教人才的需要，是革新中国伊斯兰教面貌，以求继续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体现我们国家宗教信仰自由和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政策的需要。我于1956年5月调到经学院工作，后又转到中国伊协工作，到2007年退休，中间除了下放干校劳动、调到外文局前后约6年在外地或外单位，其余年华都是在经学院这座院落里度过的，见证了这所学院的兴起、停办和恢复的全过程。
光亮一时的开创时期
1955年经学院成立时没有校舍，是借用北京国立回民学院的教室、宿舍和办公用房，但已经经国务院批准拨款正在南横西街修建新校舍。院长由中国伊协副主任、回民学院院长马玉槐(时任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兼任，达蒲生、马松亭和李恕等人兼任副院长。因李恕是回民学专职院副院，就便主持经学院的工作，日常行政事务由秘书长(先是李安民后又在“反右运动”前从北京市计委调来了刘克凡)操办。当时经学院机构设有办公室、教务处、总务处、教义和阿语教研室和政治、文化课教研室和一个规模很小的图书室。当时学院共有教职员工30余人(其中维吾尔族1人)，学员近140余名，回族学员一部分是由回民学院原阿文专修班三个年级中挑选出年龄较小的部分学生，一部分从全国各地新招来的。经过考试测验，以其成绩分编为第1、第2和第3三个年级班次;维、哈等族学员因语言关系，另成一班，称新疆班。学制为4年。课程设施除《古兰经》、教义、教法、教史、教法原理等伊斯兰教几门主要学科和阿语课外，还设有政治、汉语、历史、地里和体育等课程。两院的领导是同一人，经学院是在回民学院原阿文专修班的基础上建立的，教员大多是回民学院转调过来的，全院160余人师生员工生活在拥有1400余人师生员工的回民学院大院内，相处非常融洽，气氛活跃，给人以朝气蓬勃、热气腾腾的感觉。我曾在回民学院学习过三年(1952-1955)，离开她仅半年时光，来后这里的环境和人员(包括过去的老师和同学)等一切对我既熟悉又亲切。尤其让我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在自己母校的大院里能够用自己的所学知识为新中国伊斯兰教教育事业服务。
我被安排到阿语和教义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当时该教研室成员有我在回民学院学习时的老师庞士谦、马继高(在我到校不久即被调到外交部派往我驻叙利亚大使馆工作)、金茂荃和没有给我上过课的马维芝。他们都于上世纪30年代由北平成达师范派往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过学。庞士谦老师是国内伊斯兰教界知名的阿訇学者。1956年底前后调进了范好古和陈克礼，他俩均来自河南，也都是阿訇。范也是当年的留埃学员，陈曾经马坚教授介绍到北京大学东语系从事过阿拉伯语教学工作。这些人都是当时伊斯兰教界或阿语界的有名之士，与他们朝夕相处，向他们学习，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同时，根据中-埃两国友好文化协定，1956年埃及先派了阿布杜拉蒂夫(注阿1)、查然(注阿2)两位专家来学院授课，二人学识渊博，又有学者风度，受到全院师生的尊重。一年期满后又派了较年轻的阿里和苏莱曼接替。埃及专家除给学生讲授阿语、阿拉伯文学等课外，还给我们这个教研室的老师们每周上一次辅导课，实际上是解答我们在教学中遇到的一些提问，外贸学院教师马宏毅等人专程来听此课。此课为我锻炼阿语听说能力提供了机会。作为伊斯兰学府，宗教和阿语是必修的主课，从当时担任这两类课程的教师质量及数量来看，力量还是较强的。有次在一个接待外宾的场合达蒲生副院长见到周总理，总理询问经学院新校舍修建进展情况，并问：“经学院现有多少学生?”达老说;“现有140多名。”总理说：“太少了，新校舍建成后至少应该招500名学生，才像一个学院。”此话传到经学院，大家深受鼓舞，认为总理都这样关心，经学院大有发展前途。所以那时就有将经学院办成“东方的爱资哈尔”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经学院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记得自己曾先后担任第1、2班的《古兰经》原文直解和伊斯兰教教法课。《古兰经》学员人手有一部，教师备课时参考经注写出教案即可上课。而教法课没有现成教材，有人建议用中国经堂教育沿用的《伟噶业教法经解》(注阿3)，我觉得这部经虽好，但写作年代过早，文字古老，而且内容仅限于哈乃斐一学派之教法主张，作为经学院教材则显得有些陈旧。我在学院图书室发现了现代埃及学者散伊德·萨比给编著的《圣训教法经》(注阿4)，脉络清晰，文字通俗，不足之处是该经主要是引证圣训中律例，很少涉及教法学派主张。我便以此经为基础，在必要的问题上将《伟噶业教法经解》和阿卜杜拉哈曼·祝栽里《四家教法学派教法》(注阿5)中有关内容揉到一块，编写成讲义，打字或刻腊板印后发给学员。后在1959年曾担任过一个回族班和新疆班的阿拉伯文选课。当时我在这个教研室里，年龄最轻、资历最浅，每周任课时间也最多，一般都在10节课时左右，白天讲课，晚上编写讲义和备课，常常伏案到深夜，带学员外出劳动也多是我的事，虽然辛苦，但仗着年轻，不以为苦，反觉得是磨练自己、提高自己的好机会。实际上，教学相长，此阶段自我业务知识也大有提高。
好景不长走向谷底
1957年夏先是党内整风运动，接着先后在教职员和学员中号召大鸣大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身为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兼经学院副院长的马松亭阿訇、教义和阿语教研室负责人庞士谦、教务处负责人杨永昌、总务处负责人金鼎铭以及教员陈克礼等人被大字报揭发说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于是陈克礼见形势不妙便出走他乡，其他几人先后遭到批判后，陆续被错划为右派。经学院当时被列为高等院校，在学员中也进行反右运动，第三班(即毕业班)的马守清、杨棠和杨耀文3名学员也被错打成右派，该班学员在这种气氛下，宣告毕业，离开学院，除马云福、洪贵显留中国伊协，杨宗山、马善义、秦德光和王恩成留经学院，陈广元和张树棠留京作阿訇外，大多回到各自的家乡，后来每人的命运各不相同，多数人的人生道路非常坎坷。1957年底，埃及专家期满回国，学院的宗教课暂被中断。经学院犹如被寒霜打了的秋禾，那种欣欣向荣的景气顿时消失了。
1958年3月，新建校舍落成，经学院在回民学院购置的一些办公用具和灶具由年轻职工和全体学生肩扛手抬搬到新校舍，学院大楼建筑风格很有伊斯兰特色，教室、宿舍、食堂宽敞明亮。经学院搬进新校舍后不久，中国伊协从西城区帽儿胡同迁到经学院大楼二层办公，于是财会、食堂等后勤事务遂与中国伊协合为一摊。按常理来说，学院搬进新校舍，教学和学习环境焕然一新，工作和学习的热情应更高，大家都应高兴，然而就在这时却逐步迎来了学院的厄运。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双反运动、交心运动、兴无灭资运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及与伊斯兰教直接有关的宗教制度改革、合并清真寺、反宗教界内的坏人坏事等运动，再加上每年的支援夏收劳动、参加修建人民大会堂劳动、参加三里河回民公墓搬迁劳动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下简称中央民委)系统在京西南口四桥子建立的绿化基地劳动等等，这些运动和劳动既冲击了教学和学习时间，更冲击了学宗教课、教宗教课师生的思想情绪，除了政治学习和汉语文课外，其他课程基本停止。在全民大炼钢铁高潮之际，有些学生提出在学院后院炼钢，对此问题刘克凡同主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宛耀宾意见不一致，刘认为炼钢需要技术和设备，学生们根本练不出钢来;宛却认为这是毛主席的号召，应该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刘再不便说什么，最后也没有练出钢来，倒花了不少钱。刘不批报销，两人关系从此不和，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这件事仅是导火线而已。刘从此以患有肝病为由，消沉起来，多半休息，学生的活动基本由宛负责安排。没有课可上的教员(包括我)，除了政治学习和每日半天劳动外，待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与学生很少有接触。在校的两个回族班和新疆班的学员，有一半被借到民族文化宫参加内部陈列劳动。回族班原第二班学员刘绍华(学生会主席)和沙义良(班主席)在交心运动中因经不住负责政治思想教师的诱逼，神经错乱，匆匆被送回家，促使该班于1959年底毕业。有的被本市外单位录用或借用，一部分回到各自的家乡。剩下一个回族班和新疆班在政治学习和劳动中维持到1960年，学院全部停课，学生毕业后，多数回家，留下来的几名回、维族学员：陈进惠、马义明、马学良、曹忠、杜勇、伊拉洪和土赫提·阿迪等。后来有人因一时解决不了编制或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也自找出路离开了学院。当时学院方面只要听说那个单位需要用人，便积极推荐自己的毕业生去从业，这样就解决了少数人的生活问题。
中央民委当时是中国伊协上级单位，似乎没有考虑到经学院属于教育单位的性质，把她同伊协作为行政单位对待。经学院的秘书长李安民、办公室主任刘振海等人在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调往宁夏，多半数教职员随着反右运动后的精简机构运动分别下放去青海、贵州和吉林等地，杨永昌、金鼎铭被发往四桥子绿化基地“劳动改造”。1958年11月，庞士谦老师含冤归真，1960年金茂全老师被调到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范好古被调到西亚北非研究所(后又调上海外语学院)工作。若不是中国伊协搬来，当时真有点人散楼空的感觉。于是，经学院的办公室和教务处合二为一，在刘克凡的主持下由宛耀宾和冯辉等人支撑着，经学院虽未正式宣布停办，实际上已经关门了。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来看，经学院的未来命运如何，谁也说不定。
天生我材不无用，不授课时也未闲
我虽系一教员，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不仅未享受过寒暑假的休闲，即使在经学院停止上课期间，一直没有闲着，记得曾做过或参与过的事主要有如下几件：
1、1957年暑假时，北京图书馆接受到阿拉伯国家文化代表团赠送了一批阿语书籍，当时该馆没有阿语工作人员，不知是什么作品，来经学院要求援，学院派我去帮助，去后我将每种书的名称译为汉文，并将其分类造册，花了两周多时间方完成，回报是给单位一纸感谢信。那个年代，只讲奉献不讲报酬，占用了休假或加班加点，都没有任何报酬，而且自认为，为了革命事业，理应如此。
1958暑假，办公室要我帮助图书馆秦德光整理图书馆散乱堆放的阿文经书。我又去将每部经书的名称译为汉文，并将其分类造册，然后由德光按类入架。当时经学院图书馆的阿语书籍除了由各地捐赠的国内印行的少量经籍外，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马继高老师调到我驻叙利亚大使馆工作后，以他的外汇工资为学院买了一部分阿语新书，学院将书款折成人民币，还给其家属;一是埃及文化代表团给北京大学(下简称北大)和经学院赠送了一批经书，运到北大，学院派我和马善义去该校东语系阿语教研室商量分配事宜，最后确定：凡有副本的两家平分，没有副本的，宗教性的归经学院，文史类的归北大。接着学院去车，将书拉回来。由此我了解了这两个图书馆当时所收藏全部阿语书籍，为以后借用提供了方便。
经学院于“文革”前又增添的阿语经籍，一部分是福德图书馆关闭后，北京市宗教主管部门同意给经学院一部分，是我和杨宗山去接收运回的;另外一小部分是杨宗山在其父杨明远阿訇归真后将家中的部分藏经捐给了经学院。
2、1959年春夏之交，北大东语系阿语教研室全体师生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编篡中国首部《阿拉伯语汉语辞典》，人手不够，来经学院求援，学院派金茂全、范好古和我去支援。到后方知该大学东语系阿语专业全体师生投入了此项工作，外借人员还有外交部和外贸学院等单位的。当时具体组织工作由年轻教师主持，在一个大教室内集体办公，用的是几个大台案。马坚教授坐在一个小办公桌前，主要是核对和解答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的作法是，为了确保直接翻译阿拉伯语词典的准确性外和全面性，遂请有关专业的师生将《阿拉伯语俄语词典》、《阿拉伯语英语词典》和《阿拉伯语法语词典》中的俄、英、法语词译为汉语，打成卡片，按阿语字母顺序分类堆放。由于每种语言多有歧义词，一词有多重含义，译者将这个词的所有含义均译出来，而与一个阿语词相对的含义也许是一个或两个，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查阿语字、词典，选取与阿语原词相应对的译文，删去与阿语含义无关的译文。此次工作使我们在北大居住了近三个月，学习了不少东西。这部约120万字的词典书稿，在国庆10年时作为献礼在民族文化宫大厅陈列过。但这是为了献礼抢时间、靠群众运动搞出的，相当粗糙，后在马坚教授的主持下，经过认真仔细的整理和校订，方于1966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出版前言中提到“在兄弟单位大力支持下……完成了这部词典的初稿”话语中的“兄弟单位”也包括经学院。
3、参与《辞海》编篡。《辞海》是我国著名的汉语综合工具书，1936年出版于上海。据说，毛泽东在延安时就买了部《辞海》，在战争时期随身带着，一直带到北京。可见《辞海》对文化界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开始制定辞书编篡和出版规划。1957年秋，毛泽东同意重新修订旧《辞海》，并将此任务交由上海办。1958年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和以舒新城为主编的“辞海编辑委员会”。1959年秋，他们为撰写伊斯兰教词目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国伊协主任包尔汗，包将此事交伊协和经学院办。于是在刘克凡的主持下，由张秉铎、马肇春、马维芝、王一斌和我组成了一个小组，进行工作。那时什么事都强调集体化， 初步定下词目框架为110余条，比旧《辞海》中的伊斯兰教词目多了10余倍;当时汉文资料甚少，主要参考阿语和英语资料。分头撰写出释文后，再拿到会上逐句逐条地讨论，有时半天时间还确定不下来一两条词目的释文，加上劳动和政治学习的干扰，工作进展很慢，约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方完成了任务。当时我还负责讨论后的整理、交打字员打印、校对以及与上海联系等事务性事宜，从此我与《辞海》结了缘。1962年 出版了《辞海·试行本》，按学科分为16分册(内部发行)。经过进一步修订，于1965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算是第二版。我们撰写的词目是用在这个《试行本》和《未定稿》中。1971年，周总理提出，要继续修订《辞海》(未定稿)，并将其列为国家出版任务。约在1973年秋季，上海派郑建业等人来京就《辞海》修订准备出第三版事宜找到刚恢复工作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下简称宗教局)，当时中国伊协尚未恢复工作，伊斯兰教词目的修订就由我们几个临时在宗教局业务处工作的原中国伊协同志处理。杨闰身同志是该处两位负责人之一，由他牵头，我几个人对“未定稿”中伊斯兰教词目释文审阅了一遍，当时刚从“干校”回来，查找资料也不便，未进一步增修就交差了。1978年辞海编辑所与中华书局脱钩，改建为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了《辞海》第三版。1989年出第四版前，我在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伊斯兰教条目编著的基础上，增补了若干词目。此后，这项工作改由国家宗教局研究中心负责，新增和改动情况我就不知道了。2012年春，我从一期《辞海通讯》看到该出版社经批准正在编篡出版《大辞海》，被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之一，江泽民已为其题写了书名，我觉得此项工作很重要，但与我已无关系。没想到当年夏季，该出版社通过宗教局要我承担《大辞海·宗教卷》中伊斯兰教词目的审稿工作，尽管自己年迈多病，还是接受了此项任务。由于送来的初稿，系多人撰写，体例不一，用词不统一，收词不全面，而且许多词目仅列词头而无释文，等等。经出版社同意，我请了马效智先生作助手，重新编立词目框架，改写了大部分词目释文，新增和补撰了部分词目的释文，总数为1300余条，终于在2012年年底完成了任务。出版社责编陆海龙同志知我带病工作，一再表示感谢和敬意，我告他说，我一辈子是学习伊斯兰文化知识并为此而工作的，能在垂暮之年为国家重点出版物奉献绵薄力量，是应尽之责，也由衷感到欣慰。完成此任务也就为我与《辞海》的文字缘源画上了句号。
4、无结果的《古兰经》翻译。1960年2月《中国穆斯林》停刊后，经学院与中国伊协在人员调配方面合二为一。张杰副主任兼经学院副院长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去埃及访问时，我驻埃大使陈家康(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曾对他讲，有些阿拉伯朋友向使馆索要《古兰经》中文译本，他们不知有没有中文译本，无法应对。建议中国伊协组织力量翻译出一部汉译《古兰经》，以便对外赠送。他又说，现在经学院不上课，《中国穆斯林》也停刊，是否组织力量翻译《古兰经》，会上没有异议。那时经学院原教义和阿语教研室只剩下马维芝和我两人，反右后被中央广播电台借去的张秉铎先生正好回到伊协，加上原《中国穆斯林》编辑部的马肇椿共4人组成《古兰经》翻译小组。首次分工为：头两章由张秉铎先生翻译，他是上世纪30年代留埃学生中的高材生之一，也是当时阿语界的权威之一，反右运动前是中国伊协编译组组长，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曾在上世纪40年代译过《古兰经》部分篇章，治学严谨，对译文字斟句酌，力求简练;马维芝先生翻译第三至第七章，我分担翻译第八至第十四章。我们由阿语译出后，再由马肇椿先生对照国外英译版本提出修订建议，然后讨论定稿。我手中尚有此次翻译的前十二章的打字油印稿。但此项工作在中国伊协被看成是软任务，领导也不重视，既没有制度和时间的保障，也没有明确的完成期限。后因政治运动和开办经学院研究班等原因而中止了，而且是永远终止了。
5、翻译阿拉伯文学作品的尝试。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阿拉伯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持这一事业。因为自己是穆斯林又是学阿语专业的，出于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穆斯林弟兄的同情，我非常关心中近东形势的发展变化。只要看到或借到新的阿拉伯文书刊，发现刊有讴歌他们争取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文学作品，总喜欢阅读或抄录。1958年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几首诗和短篇小说，寄给中国作家协会出版的《译文》(后改为《世界文学》)杂志。那时刊物发表一个人的作品前须与作者所在之单位联系询问，确认作者无政治问题方能发表。我的几篇译作得以发表，也经过了这样一道关。几首诗中一篇表达埃及人民在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喜悦之情的长诗《礼赞收复的土地》该刊编辑部拟排在当年《译文》9月亚非文学专号卷首，不知是何原因，编者要求我将那篇长诗译者的真名改用笔名，当时我想只要能发表，用什么名称无所谓，遂说那就用“马真”吧!。当时稿费较高，这首160余行的诗给了我80余元翻译费，相当于当时我一个半月的工资，因而有人便给我加上“只专不红”的帽子。但那时有些报刊为了配合形势宣传，需要发表亚、非、拉各国反映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文学作品，当时从事阿拉伯语文学研究和翻译的人甚少，《译文》编辑鲍群同志到我家拜访时说，从我的文笔中看到我在这方面尚有潜力，并将伊拉克文化代表团送作家协会的一包书送我，说他们单位没有懂阿语的人才，放在那里无用。同时他将我译的几首诗转给《诗刊》发表了，该刊编辑尹一之也来拜访我，说了同样鼓励的话。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又先后翻译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等，其中一部分发表了，大都收编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现代阿拉伯诗集》和《现代阿拉伯小说集》。为了避嫌后来发表的的译作就署名“怒马”(即“努尔曼”的谐音)。1959年夏季的一天，我应《译文》编辑部之邀，参加了一次关于开展阿拉伯文学研究和介绍的座谈会，会由作家协会党委书记娄适夷主持，会上马坚教授和纳训先生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和建议，特别是马坚先生有关阿拉伯文学丰富内涵以及对其研究与介绍必要性的发言，使我深受启发，心中暗想如果经学院万一停办，从事阿拉伯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也是我今后的一个选项。后来由于经学院开办研究班及其以后参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原因，再没有时间和精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于是和这两个刊物的联系也就从此终止了。
昙花一现的闪光—经学院研究班
1961年夏季的一天，刘克凡通知我说，明天下午我们同张主任到民族文化宫8楼会议室参加一个会议。次日去后方知，会议由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统战部江平和我不认识的5、6个人。我记得刘春讲话的大意是说，最近中央领导提出要研究世界各大宗教，在社会科学院要成立专门研究机构，我国几个宗教团体也要遵照中央指示，开展研究本教历史、教义以及现状等活动。今天请大家来商讨在中国伊协如何开展此项工作并听取伊协和经学院同志的的意见。刘克凡接着发言，着重讲了宗教制度改革后经学院停办的过程以及恢复的困难，师资失散，宗教课没有人敢讲，没有人愿学，学生毕业后出路难以解决，目前保留下来的几位教师思想都不安定，留校的10来名学员编制和出路尚未解决，不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再在经学院举办学习班或研究班，困难很大等等。他的发言，出后我的意料，层次分明、句句属实，好像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似地。江平同志发言中强调了中央提出开展研究宗教的重要意义，并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宗教是种文化，我们应当加以研究，发扬其中的优秀内容和传统，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张杰主任发言说，克凡同志讲的困难情况完全属实，但中央既有这样的指示，我们还得克服困难，贯彻执行。其他人的发言我记不起来了。最后刘春说，会后请伊协和经学院同志研究一下，是否在经学院办个研究班，拿出个具体方案。座谈会结束，刘春在民族文化宫餐厅设晚餐招待了与会者。那天，对我印象最深刻，也令我惊讶的是江平的发言，在连年将宗教视为“迷信”、“麻醉人民的鸦片”、“封建意识形态”之时，他竟然说“宗教是文化”、“各大宗教中都有优秀思想和传统”，我感到他讲得中肯、客观，觉得他很有思想水平。会后，刘克凡带我走访了北京大学和在京几位伊斯兰教和阿语界人士，征求他们对办好此研究班的意见和建议，但被访之人都经历了近年历次政治运动，心有余悸，说话谨慎，只表示应该办，而且应该办好，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只有北大马金鹏先生提出教法课不要只讲哈乃斐一派主张，四家法学派都可以讲，建议教材可用《四家教法观止》(注阿6)。刘克凡让我把座谈会主要内容和拜访情况整理了一个材料，并要提出课程设施建议，交张杰主任阅定。后由张主持开了几次会，研究确定了开办研究班的方案：
1、 学员名额定为40人，除了原来本科班毕业留下的10余人参加外，其余名额分到各省市，由各地选派有一定经学造诣的知名的阿訇来京学习。
2、 将经学院原来的5名教员和两名《中国穆斯林》编辑人员组成一个教研室，分为教义、教史和政治文化三个小组。
3、 学制为三年，从1962年初――1965年初;
4、 课程设有《古兰经》介绍、圣训介绍、中国伊斯兰教史、世界伊斯兰教史、教法学、阿拉伯语、汉语文和政治课。
顾名思义，经学院研究班的研究对象是伊斯兰教，宗教课应是重点课。马维芝虽早年留学爱资哈尔大学，但在经学院从来不接受教宗教课。遂让我担任《古兰经》介绍课，将杨宗山从办公室调到教研室担任圣训介绍课，马肇春先生担任世界伊斯兰教历史课，杨永昌、张佩纶和王一彬三位先生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历史课，张秉铎和马维芝二位担任阿语课(不久张先生便被正式调到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宛耀宾担任政治课并负责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冯有孚担任汉语文课。
当时中国伊协由中央民委主管，给各省市分配名额是由民委下达，从后来各地报上来的名单看出，所选送来的人员都是经过阶级斗争和宗教制度改革运动风浪冲击的幸存者，其中除了两名经学院首届毕业生张志华(甘肃)和纳国祥(云南)外，其他人都是各地知名阿訇，而且大多是担任地方伊协主任或副主任，有的还兼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职务。
考虑到参加研究班的学员都是在经学和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的情况，宗教课不能讲基础常识，而是要带有研究性的讲座。同时，为了便于审查教学内容和防止讲课时出现偏差，要求各课都要事先写出讲稿。任务确定后，我们分头各自查找材料、编写讲稿。过去我虽教过《古兰经》，但那是经文选段译解，而今天要对《古兰经》作出概括全面的介绍，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当时汉文参考书籍仅有马坚教授汉译《古兰经》前八卷中的“《古兰经》介绍”，但其内容单薄，也不全面，只可供作参考，不足以用为讲稿。遂在图书馆查阅《古兰经》各家经注和有关古兰经学的阿语著述，边编译讲稿，边上堂去讲，真是“现买现卖”。我编写的讲稿约13万多字，沿用马坚教授的“《古兰经》介绍”的名称。限于自己的水平，时间又紧迫，这份讲稿既粗糙也不全面;尽管如此，它在当时我国经学研究方面尚有一定创新意义。三个学期过去了，我的《古兰经》介绍课也告一段落，领导又让我开伊斯兰教教法介绍课，张杰副院长见我有难色,便说:“维芝一向不愿讲宗教课，除了你再无别人，还应本着“在教言教”的原则去讲，有错了，我负责。”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我知道伊斯兰教法内涵广泛复杂，流派主张纷呈，没有专门研究，仅凭我过去所学、所教的知识难以对教法作出像样的综合介绍。我便决定改作教法史介绍。当即到图书馆查找了有关伊斯兰历史、法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经籍，一边钻研编写讲稿，一边去讲授。同时组织学员分工翻译《四大学派教法观止》一经。
1964年秋季开学后，阶级斗争风声越来越紧，左的干扰又开始加剧，在经学院讲授宗教课与外边政治形势大相径庭，师生思想都有波动，勉强凑足了三年，便于1965年2月宣布结业。中国伊协留了纳国强、陈进惠、张志华、马学良和杨殿林几名经学院原毕业学员外，其余学员那里来的仍回到那里去，经学院再次停办了。
严格说，研究班就应出研究成果。当时我们搞了《古兰经》分类，编写出分类索引;马肇椿编译了近百万字的《世界伊斯兰教史》讲稿，杨宗山编写了《圣训介绍》、杨永昌等人编写了多篇关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讲稿，我编写了《古兰经介绍》和《伊斯兰教教法史讲义》，都有打字油印稿，加上学员集体翻译的《四大学派教法观止》(仅是草稿)，在一定意义上讲也算是成果。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对这些讲义和译作进行加工整理，争取正式出版。后来我为《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和《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撰写的“古兰经”、“古兰经注释”和“伊斯兰教教法”等词目释文都是从那时编写的讲义中提练出来的，还算有一定用场。杨永昌先生后来将他在课堂上讲的有关清真寺的讲义整理成为《漫谈清真寺》，1981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和马肇春先生在研究班结业后，将在撰写讲义时共同参考过的《历史上的阿拉伯人》根据英、阿文本译为汉文， 1979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就在经学院研究班结束前后，中国伊协改由宗教局领导，1965年6月，我奉命参加了以宗教局肖贤法局长和中国伊协张杰副主任为领导的宗教局系统“四清”工作队去太原搞“四清”，其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11月从太原回来后不到一月，便被借到毛泽东选集翻译办公室，参加《毛泽东选集》阿拉伯语版翻译工作，1969年下放干校劳动，后又调到外文局工作。在此阶段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这个名字似乎已被人们淡忘，很少有人提及。
改革开放政策给经学院带来生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宗教工作领域也将迎来新的春天。但是，我自离开伊协后对宗教工作方面的情况不再关心，也很少了解。1979年2月我在属于对外宣传口《北京周报》工作，突然接到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邀请，参加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从会上讲话与发言中我方感觉到多年被扭曲的宗教形象将要被改正，被“文革”破坏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将要被恢复，在极左路线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将要平凡。会后回京不久，得知宗教局已发函调我回伊协，周报社领导要我将一项工作完成后再走。当时宗教局安排我参加由该局组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中国宗教代表团去美国出席世界宗教和平大会第三届会议，我便于同年8月初离开《北京周报》社到宗教局报到，当月25日经日本飞纽约参加会议，9月12日回国后即到正在准备恢复工作的伊协上班。通过这次会议与伊斯兰教国家代表的接触，我感觉到随着改革开放形势会日趋发展，我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宗教对外活动也将会增多，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在20年断代之后，培养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伊斯兰教人才，应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回国后，我在向中国伊协和宗教局写的报告中提出尽早恢复经学院、培养精通经学、深谙阿、英两种外语的人才的建议。次年4月，中国伊协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做出了恢复经学院的决定，我被此次会议选为副主任之一。大会后，主任(后改为会长)会议研究恢复设立办公室(分为秘书组和总务组)、国际部、研究部、《中国穆斯林》编辑部和经学院。我分管恢复研究部、编辑部和经学院的工作。当时恢复经学院难度很大，学生宿舍 “文革”以来被本单位和有关外单位的家属占用、其中第一层被中央民委招待所占用，食堂在民委修建招待所时工地失火焚毁，前后院里荒芜乱杂，满目荆榛。同时，缺乏师资，尤其缺乏宗教课师资，过去的规章制度和档案材料荡然无存，一切须从零开始。尽管困难很大，但此项工作势在必行，我们也有决心克服困难将她逐步恢复起来。1981年，经报宗教局批准，因陋就简地开办了第一期阿訇进修班，有来自西北五省自治区和北京市的31位阿訇、毛拉，他们都是经过“文革”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中的优秀分子，开学后，大家同感落实政策之不易，十分珍惜此次学习机会。宁夏选派来的谢生林阿訇被选为班主席。从1月10日到4月21日为期4个月又10天，以讲座形式开设了《古兰经》、圣训、伊斯兰教历史(刊印了白寿彝先生的《回教小史》发给学员作参考)、教义研究等宗教课程。我在教义研究课中插讲了几次伊斯兰伦理课，并请宗教局、中央民委和新华社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做了宗教政策、民族政策、国际形势报告;同时组织学员先后参观了北京、天津两地的名胜古迹、有关工厂及塘沽码头等。学员们在总结这次学习体会时说，这是从1958年阿訇、毛拉遭到不公正待遇以来首次得到的来京学习的机会，学到了知识，开拓了视野，提高了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认识和理解。
开办这个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10年浩劫后党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恢复，清真寺逐步开放，需要阿訇重新进寺为穆斯林宗教生活服务。但对我来说，既是测试我们能否整合力量正式恢复经学院的能力，又是为收回部分学生宿舍和促使中央民委在建招待所后停止再占经学院地皮修建建筑物制造舆论。学员们结业时座谈会上的发言肯定了办这样班的必要性，增加了我们恢复办本科班的信心。当时中央民委招待所的施工队正在经学院主楼与学生宿舍楼之间为招待所修建一座二层楼的食堂大动土木，中国伊协和经学院全体干部，一片哗然，中国伊协与民委负责施工的干部交涉处于僵持状态，而工程却不停地在进展。在此情况下，除了找上级领导，我们别无办法。我考虑到张杰主任等协会领导不便出面，便与杨永昌同志商量，以经学院名义出面上访，1982年3月的一天，我俩骑着自行车到宣武门内后人里杨静仁副总理兼中央民委主任的家中汇报情况并说明：中国伊协四次会议决定恢复经学院，而且已经上级批准，中国伊协也将开展工作，因此伊协领导和全体职工都要求中央民委停止修建食堂的工程，以便为恢复经学院工作创造条件，如果此食堂建成，破坏了经学院的建筑格局，将来学生也无任何活动的空间;即使经学院不恢复，将来交民委使用也不方便。他耐心地听了我俩的诉说，并看了我们草绘的附有各楼间距离尺寸的经学院的平面图，沉思了一下，便说：“既然这样，食堂的工程叫停下来，民委招待所食堂另想办法。”我俩非常高兴，站起来告别时，他又说了一句“将来民委招待所都会归还给伊协的。”没想到杨老的这话20余年后方得到应验。我两回来后，向张、沈主任和杨秘书长汇报了去的情况和结果，他们也欣然。接着我又同马维芝有天晚上去宗教局乔连生局长家中，要求局领导帮助解决此问题，并呈送了我写的书面材料。他表示将与中央统战部协商尽力解决此问题。这样就在那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局局长会议期间，中央民委中止了建食堂的施工，将已建成的地下层封顶，交给伊协处理。这就为恢复经学院争取到了发展空间。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我们为收回部分学生宿舍、修复被烧毁的食堂残存部分、调进部分工作人员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便于1982年秋招收具有高中学历的穆斯林青年，开办了本科班。开学后不久，沈遐熙副主任被任命为经学院院长，后经研究报批分别任命马维芝和杨永昌为专职副院长和教务长。我们共同迎着困难，整修校舍，调进人员，在摸索中为经学院的恢复奠定了基础。中国伊协第六次会议以来，我虽然挂了个副院长名义，但再未过问经学院的事。后来在安士伟、陈广元先后任院长、杨宗山任专职副院长时期，逐步扩大招生名额，采取多层次办学，曾举办5年制本科班、3年制大专班、阿訇进修班、留学生短期培训班等。为逐步解决经学院教材问题，中国伊协成立了全国经学院统编教材编审委员会，陆续编审、出版了《古兰经》基础知识、《古兰经》读法、圣训基础知识、教义、教法、中国和世界伊斯兰教史和阿拉伯语等教材，使经学院的工作前进了一大步，形成了目前的状况。
回首历史，50余年来，经学院虽然同祖国的命运一样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她仍努力为社会陆陆续续地培养了一批穆斯林人才，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为我国伊斯兰教事业、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曾经和正在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同拥有2200多万穆斯林，四万多座清真寺的情况相比，显然是不敷需要的。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当代社会要办好任何事业，人才是第一因素。对中国伊斯兰教而言，没有合格的人才，就不能搞好自身建设，提升自身的发展能力，就不能发扬自身的优良传统，难以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在我国培养伊斯兰教人才虽有清真寺经堂教育和几所地方经学院以及出国留学等渠道，但对唯一全国性的伊斯兰高等学府的经学院来说，她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托和全国各族穆斯林的厚望，要为我国伊斯兰事业培养更多的中、高层次的人才，是关系到我国伊斯兰教未来命运和面貌的大事。
现逢盛世，政策稳定，国家在努力提高民生的同时，又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对宗教采取了更为宽容、更为开放的政策。对中国伊斯兰教而言，近年在中央有关政策的指导下，国家民委已归还了在经学院内所建的民委招待所以作中国伊协办公用，腾出了原来占用的经学院教室，又拨专款为经学院新建了学生宿舍和其他建筑设施，大大改善了经学院办学硬件条件，说明党和政府积极支持将经学院办得更好。另外，近30年来，经学院也为自身培养了一些年轻师资力量，将经学院办成质量高于、规模大于地方任何经学院的高等学府，已具备了基本条件。但是，将经学院这一特种教育真正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国伊斯兰教高等学府，还任重道远，尚需付出艰辛的努力。我认为以下几方面应是努力的着手点：
首先，改变院长兼职制，建立专职院长负责制。主管党政部门领导协助中国伊协为经学院建立一个由守教门、懂教育、具有领导能力和创新精神人员组成的领导班子，采取专职院长负责制，优选对办好经学院有坚定信心和前瞻能力者担任，使其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千秋大业工作。
其次，总结50余年来的经验教训，吸取各地方经学院好的做法，在当前已取得的成绩基础上，制定出经学院发展远景规划，然后制定一个个包括具体发展指标的5年或10年发展计划， 锐意进取，先易后难，逐步完成计划中的一个个指标，争取实现远景规划。
第三，近期发展计划指标应包括如下内容：网络优秀人才，充实优化师资和管理人员队伍，建立教师进和管理人员进修制度，不断提高其业务能力;扩大招生规模，对生源提出严格要求，宁缺毋滥;完善课程设施、继续编订教材和各门教材的辅导材料;增设英语和波斯语等外语选修课程;建立教师学术职称和学员学位评定机制，掌握双门外语是评定高级技术职称的必备条件;本着男女平等、穆斯林男女均有受教育权利的原则，适当时侯开设女生班。
第四， 采取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不仅与国内有关院校进行交流，而且要与伊斯兰世界著名学府进行交流，取长补短，争取经学院的高等学府资质及其学历得到广泛认可;继续派出留学生，选定专业深造。
第五，设立研究部门，建立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机制;确立研究学科项目，细化研究学科分工，深化研究领域，逐步使经学院成为既是培养合格的青年教职人员、提高在职教职人员素质的学府，也是造就有理想、有抱负和学术追求精神的尖端人才、出产优秀学术成果的伊斯兰学科研单位;加强图书馆建设，购置和募集国内外伊斯兰教经籍图书，将其建成国内藏书最完全的伊斯兰教图书馆，为教学和研究服务。
第六，利用中国伊协在国内外影响，筹募资金建立伊斯兰教育基金，以补财政拨款之不足。
党的十八大期间，习近平向全体中华儿女提出构筑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并说：“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那么每个中国人都应围绕振兴中华这个大梦构筑自己的梦想，中国伊协及其所属经学院应该将进一步办好经学院培养较高水平的人才，当作自己的梦想之一来构筑，来追求，来实现，以使经学院的未来更为光辉灿烂!
2013年4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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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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