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红军小学内的红军树

循化，这个坐落在积石山下、黄河岸边少数民族聚居的高原小城，景致如积石山般绚烂热烈，似黄河般澄澈宁静。我们一到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就听说当地有一座与红军历史结缘的清真寺。于是，沐浴着深秋温暖的阳光，慕名前往循化县西端的红光村，去倾听这方风土留存的红色记忆，感受这座村庄承载的厚重历史。

红军开启了红光村的历史

“没有红军，就没有红光村，是红军开启了红光村的历史。”在古朴典雅、整洁干净的红光清真寺院内，带领我们参观的红光清真寺阿訇何连升用这样一段话给我们交代了红光村的历史起点以及与红军的不解之缘。

红光村，一个以撒拉族为主的聚居村，今天幸福地生活着近1500名撒拉族、回族穆斯林群众。回溯到上世纪30年代，那里还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地。

1939年，由西路军战士400余人组成的“工兵营”被国民党军阀押解至今红光村所在地。这里原名叫“赞布呼”，藏语，意为“厉害、强硬”，延伸为此地“险要、险峻”。红军的到来，使这片荒地有了人间的烟火，出现了新的村庄。红军战士当时的劳役主要包括伐木、垦荒、铺路、开村、建校。红光清真寺，原名赞布呼清真寺，就是在那时由中国工农红军设计、筹料、建造而成的。

“从1939年至1946年，红军共开垦荒地1700多亩，修建巨型水车5架，住宅围墙60多处，学校1所，水磨3盘，油坊2处，清真寺1座。”这是红光清真寺内“西路军纪念馆”展示的一段珍贵资料，也是何阿訇再三给我们讲解的一组数据。

西路军战士创建了一个村庄，没有西路军战士，红光村的历史将会改写。西路军在建设红光村的过程中，与当地的撒拉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相互帮助，相濡以沫。撒拉族群众帮助和保护西路军战士，西路军战士帮助撒拉族群众改进生产技艺、制作劳动工具、建设基础设施。

“当年，红军在这里横跨黄河天堑，还建起了一座桥，是当时位于黄河上游名副其实的天下黄河第一桥。”何阿訇很自豪。

当时的古什群古渡口是早在汉代就已修建的军事桥头堡。连接南北二城的木质握桥，也是黄河上游的第一座桥梁，历经多次修造与毁坏。古什群渡口经过千年的演变，它的名字由汉朝的“逢留河桥”到东晋吐谷浑时期的“河历桥”，至宋时的“河津渡大通桥”，到民国时的古什群渡口。由于军事的需要，1934年修建的48米长的巨型木桥被洪水冲毁后，1942年修建古什群渡口木握桥的任务落在西路军战士和当地撒拉族群众的身上。历时一年多的时间，一座新桥在古什群渡口落成。

1987年，根据当地撒拉族穆斯林的意愿，青海省人民政府将红军用心血建成的赞布呼村更名为红光村，取意“红军精神光照千秋”。红光村是全国唯一由西路红军修建的村庄。近80年的历史，红光村从当初红军创建的18户90多人的小村落，发展成了现在358户包括上、中、下3个自然村的大村庄。当年的红军也与这座村庄融合在一起，与当地撒拉族穆斯林同甘共苦，并以通婚等形式逐渐融入撒拉族当中，成为这方土地的主人。

漫步红光村整洁的村道，这里的一墙一屋、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和红军有着紧密的联系。红光清真寺的西边，仅一墙之隔就是当年红军修建的小学，原名红光小学，现更名为西路军红军小学。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亲自题写校名。校园内，一棵高大的杏树茂密繁盛，杏树的下面矗立着一块黄河石，上书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红军树。据说这棵树是当年红军亲自栽种的。红军树东边的一幢二层楼房是红光幼儿园。校园内鲜艳的红墙既暗含与红军的关联，又预示红光村教育的美好未来。村民新建的房屋分别以“工兵营农家院”、 “老连长农家院”、 “老排长农家院”、 “老班长农家院”等命名，寄托着红光村穆斯林对红军难以忘却的情结。

清真寺的建筑中融入红军的信念

红光清真寺由大殿、宣礼塔和新建成的西路军纪念馆等建筑组成，大殿的前卷和宣礼塔至今依然保留着红军修建时的原貌。

何连升阿訇和寺管会主任马木亥毛指着大殿前卷屋脊上的青砖造型让我们仔细看。他们说，青砖的造型中以符号的形式暗藏着当年红军坚定的革命理想与信念。循着他们的指引，我们发现“镰刀斧头”、“五角星”、“工字”、“领章”等象征革命的图案清晰地镶嵌在前殿正脊缠花脊筒上，点缀在礼拜殿的顶部。他们说，红军当年修建房屋时，还改变了撒拉族传统上建3间正房的习惯，而是将所有房屋一律建成西房5间，蕴含了红五星的“五”和西路军的“西”字，表达着他们不息的革命情怀。

红光村党支部书记马乙四夫说，当年，西路军主力由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从1939年到1946年，西路军战士在红光中村建有5排街道，每排6户人家共30处民房，寓意西路军的“红五军”和“红三十军”;红光上村建有两排街道，每排9户共18户人家，寓意“红九军”。红军所修的60处院落的大门一律朝北开，暗指“北上抗日”。另外，红光村从上村到清真寺是250米，下村到清真寺也是250米，象征着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光清真寺大殿正对着的宣礼楼造型十分独特，是一个宽4.7米，高12.8米的方柱体，由楼基、楼身、楼顶3部分组成。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这座宣礼楼也不同于撒拉族传统宣礼楼六角或八角的造型风格，而是采用寓意“红四方面军”的方形四角楼，4根一通到顶的通天柱，表达着红军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当年，红军把红色的种子埋藏在自己的心里，暗藏在他们用智慧建造的建筑物之中，也将红色的基因传承给今天的每一个红光村穆斯林。

1998年12月，经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红光清真寺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国家宗教事务局确定为“宗教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被青海省海东市确定为“海东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用感恩的心传承红军精神

红军故事和长征精神成为红光村穆斯林群众中活着的历史，口耳相传，历久弥新。采访中，“感恩红军”是红光村群众自然表达的最朴素的情感。

“我们种的地是红军开垦的，我们住的村庄、家园是红军建设的，孩子们上的学校是红军修建的，连我们做礼拜的清真寺都是红军修建的。所以说，我们感恩、缅怀革命先辈，激励后代，红军精神代代相传。”这份情感，村党支部书记马乙四夫向我们表达过，何连升阿訇表达过，年近古稀的村民马乙布拉表达过……它似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激荡在红光村穆斯林的心中，永不停歇。

2009年4月，红光村村民自发捐资10万元，由村委会和寺管会共同组织，在红光清真寺内开始建设“中国工农红军红光清真寺西路军纪念馆”。“这是全国唯一设在清真寺内、由民间自发修建的红军纪念馆。”何连升阿訇骄傲地说。

“建设西路军纪念馆，就是我们感恩红军、传承红军精神的具体行动，并以实物的形式让世人见证红军坚贞不屈的精神和可歌可泣的事迹。”马乙四夫说。何连升阿訇说：“我们就是要把红军的精神传承给红光村的后代，传播给每一个来到红光村的人。”2009年，基于马乙四夫和何连升阿訇共同的认识，在村委会和寺管会的带领下，红光村村民大力支持，建设“西路军纪念馆”的计划很快确定并顺利实施。为了在纪念馆内充实鲜活的资料和遗物，马乙四夫和清真寺管委会主任韩成吉等辗转河西走廊、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高台西路红军纪念馆等处，行程1万多公里，收集西路红军的有关资料和遗物。如今，西路军纪念馆里陈列着历史图片、红军遗物、历史书籍等。每年有上万人不远万里来到红光清真寺参观，接受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

“除学校、清真寺外，我们全村每个家庭都是红色革命的接待站，一杯清茶、一碗面片，我们热情地接待每个慕名前来红光村的客人，给他们讲述红军的故事。” 马乙四夫说。

马乙四夫自2008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依托红光村红色文化资源，带领全村穆斯林群众走上致富的道路。2014年，他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2015年，他作为撒拉族代表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2016年，红光村党支部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些崇高的荣誉让他更加感恩当年的红军，感念红军给了他们攻坚克难的毅力和追求幸福梦想源源不断的动力。

何连升阿訇以红光清真寺为平台，开办了红光清真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讲堂。他说，办学的初衷是“普及伊斯兰文化常识，传承爱国爱教传统，弘扬西路军革命精神”。近6年来，红光清真寺先后开办了100多场红色文化讲堂，以此缅怀革命先烈、垂教激励后代，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010年，马明全校长到红军小学任教，看着200多名可爱的孩子们，看着守护红色遗迹的父老乡亲，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挖掘西路军的历史，保护红色遗迹，把学校建设成发扬红军精神、传承红色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多年来，马明全自己先后投入10多万元，走访并慰问80余名见证这段历史的群众和老红军，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和文物，还原历史原貌，并自觉担当起红光村红军精神的传承人和义务讲解员。马明全先后接待参观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干部群众500多批次、4.7万人，现场讲解450余场次，社会各界称他为“撒拉之乡的红色传承人”。

结束采访时，我们听见红军小学的孩子们正嘹亮地唱着《红军小学之歌》。“校旗上闪烁红军的五星，脚下路延续新的长征，我们是新一代的红军小战士，先辈的热血在身上奔腾……”

我们看到，红色的种子在这片沃土上扎根、发芽、成长。

(丁钰梅系南京理工大学公务学院博士生，韩积善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教务部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