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穆斯林的爱国传统
自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通过商贸等和平的方式传入我国后，就走上了一条认同、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化之路。中国穆斯林作为我国伊斯兰文化的载体，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自身适应中国社会的客观需要，而且是为中国社会主动担责的行为自觉。
据史料记载，早期入华的回族先民中出现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其中将领、官员有唐代曾任右戍卫大将军的安附国，官至华州刺史兼镇国军节度使的李元谅，任职万州刺史、简州刺史的石处温等。他们不仅一生战功赫赫，而且有很高的中国文化素养。文化名士中的杰出代表有李彦昇、李氏兄妹等。唐人陈黯在《华心》一文中记述了李彦昇受岭南节度使卢钧推荐进士及第的事情。邱树森认为，李彦昇无疑“通五经，明时务，善诗赋”。五代时，出现了我国第一位穆斯林词人李軕，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诸多名篇佳作。《全唐诗》收录了他的54首作品。他的妹妹李舜弦是我国第一位穆斯林女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也留下了美名。其诗作亦收入《全唐诗》中。宋代，穆斯林诗人蒲寿宬著有诗集《心泉学诗稿》六卷288首，收入《四库全书》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今观其诗，颇有冲淡闲适之致，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可见，他们的诗词创作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地位。之后，中国穆斯林文化名流可谓代代辈出，他们在灿若星河的中国文化史上是一颗颗耀眼的明星。
自唐宋开始，中国穆斯林在中国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习得、掌握达到了很高的水准，而且已经内化为他们深沉的情感认同。
明清时期以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复初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家们，通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活动，将伊斯兰教由阿拉伯的形式和语言变为中国的形式和语言。他们非常强调伊儒在精神追求上的相通性。刘智认为：“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马注认为：“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也”，“儒者之学犹衣，清真之学犹食。无衣则寒，无食则饥，寒则关于身，饥则切于命。”他们从哲学的层面表达了穆斯林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认同。再如，清初康、乾之世，回教数大贤哲，如介廉、复初等，亦莫不以儒家的学术，用以发扬教义。”同时，应该注意到，这些穆斯林先贤在伊儒会通方面的建树，不仅仅是单方面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哲学的结果，也为中国哲学贡献了新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中国穆斯林对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不仅为伊斯兰教中国化之路打开了重要通道，而且为其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积累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国家认同与实践是中国穆斯林爱国主义的集中表达
中国穆斯林既自愿接受中华传统文化，又关心世俗政治、国家大事，特别是将“报国”看成自己的“分内之事”，国家认同日益强化，并形成生动的爱国实践。
早在唐宋时期，在丝绸之路上，中华文化、科技创造陆续西传，同时，阿拉伯帝国的科技成果也随着穆斯林传入中国。元代，中国穆斯林在国家建设中的贡献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成为国家天文、历法、医药、建筑、航海、军事等领域重要的力量。元朝政府专门设立回回天文机构由回回天文学家负责，颁行回回人扎马鲁丁进献的《万年历》通行全国，编制《回回历》。除此之外，朝廷专门设置了秩正三品的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治疗等)、秩正三品的回回炮手军将上万户府、秩正九品的常和署(官领回回乐人)等。建筑领域出现了伟大的设计师也黑迭儿丁。他不仅奏请修建了北京的琼华岛(今北海公园的前身)，而且担纲元大都(今北京城)宫殿和宫城的设计与工程实施。建筑群落和整体布局，在当时的世界都城中堪称上乘之作，雄伟壮丽，纵横交错，呈现了我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为世人贡献了一项不朽的文化遗产。除此外，回回人在数学、地理学和水利学等方面均对国家科技发展和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著名航海家回族人郑和主持建造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为先进的海船。据《明成祖实录》载，仅永乐年间所建造、改造的海船总数就达两千艘之多。同时，郑和组织了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管理最科学的船队，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航海气象和航海天文知识，开辟了亚非洲际新航线，绘制了《郑和航海图》，综合应用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底质等多种导航手段在世界航海史上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壮举。
近代以来，中国穆斯林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在抵抗外侮和侵略的伟大斗争中显得更加强烈和成熟。可以说，爱国爱教相一致的思想始终是其民族精神中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名将回族人左宝贵，站立城上指挥，亲手点燃大炮杀敌。激战中，左宝贵被炮弹击中，壮烈殉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回族总兵马福禄率领由回族和东乡族组成的军队与友军在廊坊英勇击退侵略军。同年七月，侵略军再次进攻北京，马福禄部守卫正阳门，激战中，马福禄壮烈捐躯。他的从弟马富贵、马福全，侄子马耀图以及百余官兵英勇阵亡。回族穆斯林的核心认同结构由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构成。每当国难当头，“国家”的概念在回族群体中异常清晰，其地位至高无上。抗战时期，回族的国家认同上升到新的高度。如陕甘宁边区成立了“回民骑兵团”，三边地区和关中成立“回民支队”，山西成立“回民游击队”，河北成立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均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敌后抗日根据地，回族人以捐款捐物、修路架桥、编演话剧等不同形式全面支持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穆斯林兄弟姐妹们与全国各族同胞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伟业之中，在伟大的新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
纵观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就是一部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光辉史，体现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二、中国穆斯林爱国理念的主要内涵
1.热爱家园。中国穆斯林是在中华土地上生活了千百年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祖国是中国穆斯林的载体，是其家园，是其栖息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与族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亡，民必然沦为亡国奴，丧失做人的自由与尊严，受尽人间一切屈辱，正如人类历史上(包括当今世界上有些国家)所演出的一幕幕悲剧、闹剧、惨剧一样。故爱祖国就是爱民族，维护祖国利益就是维护民族利益，这是中国穆斯林爱国理念最朴素的感情基础，是用不着讲大道理、用不着深奥的理论就能明白的事情，正如中国穆斯林所崇敬的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所言：“你们要爱你们的家园，犹如鸟儿爱其巢窝一样”。千百年来，中国穆斯林深深地眷恋着他们世代生息的中华热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凝结着他们的汗水、情感和智慧，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负载着他们的历史、足迹和生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与这块滋养他们、哺育他们的水土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割舍不掉的感情，一种无法忘怀、如影随形的恋情，他们深爱着这片沃土。只是中国穆斯林爱国的方式与众不同——她把对祖国的感情深埋在心底，在太平盛世几乎不用直白的语言歌唱祖国、赞美祖国，只是默默耕耘，细心呵护，但关键时刻，她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祖国献出一切，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3.“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中国穆斯林的爱国理念在不断升华、不断成熟——从最初的热爱家园，到古代的“顺主忠君”，再到近现代的“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爱国主义的情感是各民族都拥有的一种健康的情感;但把爱国理念提升到信仰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却十分罕见。尤其是清末朝廷丧权辱国，官吏贪污腐败，政治极度黑暗的情况下，中国穆斯林受到民族压迫、宗教歧视和屠杀、驱赶、迫害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国家处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当时代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不但不爱自己的这一群臣民，而且严重伤害他们的情况下，中国穆斯林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热爱这个国家吗?这个肉体和心灵的创伤还没有愈合的民族能够超越自身的苦难、恩怨和是非，继续呵护这个满目疮痍的家园吗?她能够看清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而不做出错误的选择吗?中国穆斯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回答，并且以卓越的表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在清末民初国家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代表社会良知的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引领了舆论导向，他们以自己的渊博学识、真知灼见和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高度负责任的精神，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方向，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述，大大丰富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1907年，京津地区的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丁宝臣、丁竹园兄弟先后创办《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大力宣扬爱国思想，发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呼唤。而清末留学日本的中国穆斯林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发表了一系列激发爱国感情的文章。如有的文章指出：“国家如个人(躯体)”，国家内部无论人们的职业“与夫其种族之或满、或汉、或回、或蒙、或藏，而其所以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一。”“国家之进行无异车轮之进行;国家进行在国民，车轮之进行在齿轮……我教亦中国之国民也，辟诸车轮，亦车轮之齿轮也，示弱点以停滞中国前途之进行，其可乎?”强调每个中国人担负起国民的责任，“痛痒相关，彼此照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的命运并没有彻底改变，国家仍处在危难时期。1929年创刊的《月华》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的则对爱国主义做了更精辟的论述。如《中国回民宜具国家之观念》一文分析中国穆斯林的形成、发展以及中国穆斯林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为今之计，惟有使吾中国大多数回民同具国家的观念，于此时期推广学校，以倡导教育，俾青年子弟于儿时，灌输宗教之常识，培植国学之根本，以发达青年之国家思想，胥明了爱教不忘爱国，爱国亦不忘爱教之主旨。国强则教兴，教昌则国治，息息相关，表里并重”另一篇题为《爱国与爱教》的文章说的更通俗更直白，曰：“国家藉人民以，人民赖国家以保存，休戚相关，互为维系。是故国兴民之荣，国亡民之辱也……夫宗教乃关乎信仰，国家乃系乎生存。深愿教胞人人皆具爱国之热忱，振刷精神，激励志趣，本乎穆圣爱国爱教之遗旨，在此竞争激烈之社会，发奋为雄，视爱国爱教为同一天职。”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 不仅仅是中国穆斯林的一种爱国理念，而且是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他们的行动纲领，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在近现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他们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到抗击八国联军，再到抗日战争，每一次抵御外辱的第一线都有他们伟岸的身影和战斗的足迹，不知有多少中国穆斯林英烈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正如近代著名学者金吉堂在《中国回教史研究·清代之回回》中所说：“光绪甲午，中东之战，左宝贵殉国平壤。庚子年，马福禄、马海晏捐躯北京，皆以忠烈震当时。”
4.各民族一家亲。爱国主义应该是一种健康的情感。爱国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宣言，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很具体的行动和行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块沃土上的不同民族和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穆斯林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主张，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是一家人，应该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团结友爱。这种主张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百年的“华夷之辨”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中国穆斯林的包容精神和广阔胸怀。甚至清末民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排满”的口号铺天盖地的时候，中国穆斯林仍然保持著比较清醒的头脑，她虽然对曾经惨杀、驱逐、迫害过他们的满清腐朽统治者进行反抗，但并未因此憎恨所有满族，她能把压迫他们的满清统治者与普通满族老百姓区别开来，对满族老百姓抱有同情和友爱的态度。中国穆斯林精英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个民族都是其中平等的不可或缺的一员，尤其在国家危机关头，更应该团结一致，和衷共济，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这是何等的政治觉悟和爱国情怀啊!这又一次证明，这个平时不会唱赞歌的民族尽管有一些小毛病，但大事不糊涂，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危机关头，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
5.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在中国穆斯林看来，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是不可挑战的基本原则，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损害，既不能威胁也不能利诱，无论国内外的别有用心者采取何种手段，都不能上当受骗，更不能动摇。这一点，中国穆斯林绝不含糊，从历史实践来看，既经受了威胁的考验，又经受了利诱的考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者图谋蚕食西藏，试图用各种卑鄙手段侵占我国领土，1913年10月——1914年7月，在北洋政府、西藏、英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唆使西藏代表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强调西藏疆域包括青海南部等大片西藏之外的区域，丧权辱国的《西姆拉条约》随即出笼，袁世凯称帝心切，为急于获得英国等列强的外交承认，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已经草签了条约。而当时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与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的卖国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马麒“艳电”严斥了中央政府的怯懦退让行为，遏制了西藏上层亲英集团的分离倾向，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立了一大功。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的中国穆斯林同胞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出版的中国穆斯林刊物《突崛》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做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大敌当前，中国穆斯林同胞，一呼百应，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有的冲锋陷阵，英勇就义，有的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有的口诛笔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与此同时，当时的穆斯林社会贤达利用与中东及东南亚国家宗教和文化上的渊源关系，组织访问团，从事民间外交，向这些国家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争取其理解和支持。如达浦生阿訇对阿拉伯国家、印度、东南亚国家的访问，由王曾善、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组成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 马天英、吴建勋、马达五组成的“南洋访问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力的配合了国内的抗日斗争。另外，当时在埃及留学的中国穆斯林学生，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的正义事业，在阿拉伯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可谓拳拳赤子心，悠悠报国情。
6.重视教育，培养优良国民。爱国不但表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甚至为国牺牲，而且还体现在平时重视教育，开发自身潜能，把自己塑造成优良的国民。中国穆斯林中的许多有识之士深知只有一腔爱国热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具备平时建设国家，战时保卫国家的本领，为此，必须重视教育，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创办近代新式教育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
清末民初中国穆斯林社会贤达纷纷鼓吹办新式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如有人指出：“人而智力强矣，战于商、战于工、战于农，无所往而不占优势;人而智力弱也，为商败、为工败、为农亦败，无所往而不归于劣败。”“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1912年王浩然、马邻翼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用团体的力量推动教育的普及。紧接着，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教育促进会，通过促进会联络地方军政人物、实业家、社会贤达和宗教界人士等各界力量办小学，有的地方还办了中学和中等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急需的各种人才，为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100多年前，中国穆斯林思想界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国与之间的竞争是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综合国力的竞争，其中文化力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有文章指出：“今日世界，竞争剧烈之世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争本于学战。”
三、 中国穆斯林爱国理念的现实意义
由上可知，中国穆斯林爱国理念内涵丰富，底蕴深厚，特色独具，只要对其进行深度开掘，提炼精华，推陈出新，赋予时代特色，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理念，有助于增强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不仅是国籍或实在群体的认同,而且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认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导致了中国人一直缺乏充分的国家认同。梁启超很早就认识到：传统上中国人没有国家认同感，老百姓认同的是皇帝个人，而非国家。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受到全球主义和地方主义的两面夹击。中国穆斯林关于“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理念，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在新形势下，对于增强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有朝一日资源将在各国自由流动，这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决定一国事务的还是国家主权，左右一国政策的还是国家利益，民族国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外来干涉越大，反弹越强。
在中国穆斯林的爱国理念中，把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置于很高的位置，圣神不可侵犯，这对于防范和抵制西方有些国家的“和平演变”，提高警惕性，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第三，有助于增强民族团结，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只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国穆斯林关于各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理应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共同致力於振兴中华的理念，对于巩固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万众一心，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使我国成为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中国穆斯林精英提出的“学战”理念，对于增强我国的文化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文化作为一个传统概念,长期以来被囿于纯意识形态层面来认识和理解，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误区。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文化对经济基础和社会物质生活的反作用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它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逐渐演变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国际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增强需要有文化力的支撑。“学战”理念是中国穆斯林思想界在100年前提出的，这种高见，放到100年后的21世纪，仍然具有超前性、前瞻性，“学战”不就是今天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国与国之间“文化力”的竞争吗?不就是“软实力”的较量吗?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强大何止体现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不也体现在文化力上吗?不也体现在“软实力”上吗?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岂能只在GDP的增长上做文章?尚须在增强文化力上下功夫。文化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内功”，只有练好内功，才有底气，才有后劲。文化力何止是科学技术?还应包括国民的人文修养、社会公德、法治意识、审美意识、环保意识、诚信意识、使命意识、国家观念、公民意识、终极关怀，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亲和力、民族的凝聚力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穆斯林思想界百年前所提出的“兵战、商战，其争本于学战”的理念，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