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使者——郑和》为什么这幅画的名字叫“和平使者”?历史事实就是如此，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和印度尼西亚总理哈比比及两国副总理，都不止一次在他们的讲话中强调“是郑和给我们带来了和平的宗教——伊斯兰教，是他让这蛮荒的海岛上的族群600多年前就有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和发展的方向。”
我最近网购了几本历史上中东穆斯林撰写的中国游记题材的书，一本是阿拉伯人在我国大唐盛世时根据他的见闻写成的游记,一本是伊朗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著述的《中国纪行》——波斯人眼中的大明王朝(2016年版本,此前1986年曾作为学术研究著作在国内第一次出版过)，虽然作者的身份没有记录他的出处，各国学者还有这样那样的猜想，包括伊朗当代学者从伊朗的历史和习俗方面推断此书是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生活过的父亲所著述，但书中以身临其境的语言和手法详细描述了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大家一致认同此书重要的历史价值，该书成于1516年用波斯语著成献给当时的土耳其帝国苏莱曼大帝，该书曾以土耳其语译著手抄本藏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皇宫，1582年、1760年、1836年、1854年1967年、1969年和1978年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在上述的很多时间段曾多次被手抄和刻板译成德文和英文等文字出版。尤其是19世纪以前是西方羡慕东方的中国而进行研究除马可波罗对中国的著述之外的一部重要著作。我国的学者是1985年才有幸研究翻译并第一次出版此书的，书中选录了作者的波斯文手抄稿影印、德国东方学者保尔.卡莱、英国学者李约瑟和中国学者季羡林先生的不同版本的序言。季羡林先生高度评价这本书：非常值得重视，非常重要的书。他完全可以同《.马可波罗游记》相媲美，先后辉映，照亮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道路。这部书是写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时间段之后，也是瓦剌部落打败明朝大军并俘虏了英宗的“土木之变”之后。也正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时期。但书中仍可从这位旁观者眼中见证中国的地理、军事、宗教、仓库、皇帝、宫廷、监狱、节日、教坊、妓女、医疗、立法、学校、外国使节和侨民、农业、货币、法律、剧场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是了解中国历史上各方面和各界与百姓生活，及其细致和真实的百科全书。季羡林先生还写道：“17、18世纪中国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天才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有高度文明的民族。殖民者在一百年前入侵中国时，见到了中国很多落后的东西，这个时候觉得中国人不成了，中国人成了有色人种，成了劣等民族。到今天依然有些西方人另眼看待中国人。”从这个角度讲我为大明朝自豪，更为那个时代出现的世界航海家、我们中国的穆斯林郑和大人骄傲。
书中也引述了邓小平的讲话：“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锁国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了，中国被侵略了——如果说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年闭关自守，把中国搞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由此可以看出郑和七下西洋在明成祖朱棣的大力支持下得以顺利进行, 那时期不惜大量国力支撑事业的规模之巨,历史意义之重大。而今的“一带一路”方略也证明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深远和重大，所以今天回过头来再看我自己所创作的《和平使者——郑和》，也是2004年马来西亚华人友好团体给我的一次历史性的机会，应该再次感谢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们。
2004年的6月份，马来西亚中央艺术研究院院长郑浩千先生从马来西亚打来电话，他是我当年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由我的老乡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介绍我去见他且认识的。电话里郑浩千先生跟我说，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团体成立了一个“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组委会”要在2004年9月1日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并推荐我，跟我说能不能创作一幅郑和下西洋内容的画，我说可以，他说7月初马来西亚的几位朋友来北京见你，一个星期起个草稿，请他们看后讨论如果可以你就继续画，9月1日你带着画来吉隆坡展览，放下电话我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这样7月上旬他们来到北京住在王府饭店，一行五六个人非常重视这个事，约我带上《和平使者——郑和》的草图过去一同研究定稿，他们看了草稿以后觉得很满意，还特意提醒凡是有中文的题目和文字的地方，一定要有阿拉伯文。可见他们虽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还是特别尊重中国的郑和大人和穆斯林的。就这么样，也没搞什么书面约定，就这么决定画了。
他们走后我就拼了命了，因为画完了以后9月1号要带到吉隆坡去，还要考虑完成作品后给装裱的师傅留有时间，将近一丈二的尺寸，日日夜夜，完了我的头发就哗哗的掉啊!你们看我现在脑袋奔儿秃吧，胡子也白得像棉花，那黑颜色早都跑到画上面去了。这样，我设计整幅画面并在左右各设计出六个光子(小的画面局部)，我们搞瓷器叫光子就是别处都是图案，像窗子的那个位置可画山水、花鸟和人物等等。
第一个圆光子……还得说在落款的时候人家提出来了，一定要用阿拉伯语文，有中文还要有阿拉伯文，连查找资料都需要一段时间。我在心里多年前就留意了郑和这位历史人物，这位我们回族人的骄傲。我请海淀清真寺的王吉惠阿訇每一幅画内容都根据我的中文意思翻译了阿拉伯文。
大家都知道，公元1405年郑和在明成祖朱棣皇帝的支持下，率领两万人和两百多条舰船开始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下西洋的壮举，经历无数艰难险阻至1433年郑和73岁在海上归真(去世)，历时28年，扬我中华大明朝的国威于海外，与众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维护海上的航行秩序，保护商贸的航路畅通，为与亚非各国之间的和平交往及贸易通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时空已经转换了600多年，可他那壮举是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的大航海事迹早已载入世界人类历史。马来西亚的华人自那个时代起就一直崇敬郑和，他们说是郑和把伊斯兰教传到了马来西亚，一部分其他信仰的马来人还用修建了郑和庙等形式纪念他。所以，作为中国的穆斯林艺术家，我有责任用绘画的方式描绘歌颂郑和和他下西洋历史的丰功伟绩。
要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创作那么大的画是有难度的，根据通过小草稿的各个局部小画幅的内容，我用各种手段找到尽量和历史相接近的素材，一一把草稿放大完成。
《授命于天》
第一个叫《授命于天》，描写郑和从皇宫紫禁城的太和殿接了皇帝的圣旨下来，朝气蓬勃满怀信心的英姿勃发，咱们可以往后翻，有局部。七下西洋我节选了用他正年富力强、年轻的时候，青春英俊那么一个形象来画他。《授命于天》，取了圣旨，拿了皇帝的封官印信，还有尚方宝剑。我画这么多年的中国画，我就感觉我的线条和这种白描淡彩的表现手法，在这里应用得是最成功。最成功的就是这六幅小画，线条的潇洒流畅，人物形象比例协调，灵动自然表情丰富。后边是太和殿，殿下那些武士拿着各式兵器在那给皇帝站岗，再往上还有太监拿着拂尘，虽然很简单，就是线条的，淡彩的，但是比较高雅。线条也证明了我的功力，这是最理想不过的效果了。我这里起这个小题目《受命于天》有双重的意思和意义，第一作为穆斯林，他接受国家的使命就是领受了他信仰的独一无二的真主安拉的使命，即天命。第二，中国习惯，皇帝以天子自称，他经常在百姓和大臣面前以奉天承运的面目出现，郑和接受皇帝授予的使命自然也是“受命于天”。
马来结谊
第二个情节叫《马来结谊》。在马六甲一个近二万七千多人那么庞大的舰队，240多条船要补给，在茫茫的大海上首先要搞一个基地躲避风浪和补给的地方，所以在马来西亚要与那里的住民和平共处，就要结义马来《马来结谊》郑和他们不是去占领的，不是去驻军侵略，不是去殖民的，为什么马来西亚这么多年崇敬他，还给他建庙，在马六甲建郑和博物馆?他是穆斯林但还是给他建了庙，就因为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我设计了在这个热带岛国，从宗主国来了大队人马给他们带来了他们所没见过的中国的物产和中国皇帝的赏赐，能不高兴吗?所以载歌载舞欢迎上国来使。这跳舞的资料来之不易，当时没有电脑，我从附近部队首长朋友那里借来的笔记本电脑才得以顺利使用资料。
《印度换礼》
两万多人的庞大的船队里边即带了阿訇，自己最忠诚的随从、搭档，为了方便与各国各界交往，同时也肯定带有和尚或者还有祆教和道教等教徒。到了印度，这幅画叫《印度换礼》，看这样的威仪，多么的威武!轮罗伞盖，伞盖后面的武士、随从跟着，前边自己的和尚跟印度那儿的比丘寒暄交换礼物。怎么更能突出是印度呢?画个漂亮的大象，后边还有菩提树，所以画面上的很多有用的东西都是经过精心的思考挑选设置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胡画胡来胡涂乱抹的，这些虽不是政史也不能胡编乱造，有的研究中国的外国专家看到我赠给北大外国语学院的这两幅画。既看了张骞也看了郑和，尤其是看了郑和大人的船，说：这个是中国的，画的好。有些人画的郑和用的是欧洲的船，那个不对!人家懂行的，先第一眼看你的船。这船画对了，衣服帽子玉佩和身上的图案画对了，心里踏实，这是在歌颂祖先，弘扬我中华自古就主张和奉行和平的大国精神。
《东非传道》
再往下，应该说考古的发现说明他也到过非洲，而且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时候好像非洲还有他船队里留下人员的后裔，这幅画叫《东非传道》。传什么道啊?还是宣传中华大国和平的精神，宣传我华夏文明，传播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给他们带去铁器工具和农具，给他们讲怎么耕作，这是我想象的， 我觉得当时郑和肯定也是这么做了。和平使者嘛要传播先进的东西。后边那个泥吧建造的清真寺(麦斯吉德)，这是非洲的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她好像也是世界级文化遗产。
《波斯叙旧》
这个《波斯叙旧》，刚才我们看了《张骞出使西域》，那个时候已经沟通了丝绸之路，到了郑和再去的时候可不就是叙旧去了嘛，都是老朋友了嘛。我的一个伊朗朋友说，他记得看资料是最后一次郑和七十多岁的时候再去沙特麦加，实际有些历史研究说他为什么七下西洋?在很大程度上他有一部分任务是代替皇帝朝觐。只是因为作为朱元璋和他的很多开国的回族功臣都信仰伊斯兰教，为了朝廷和政权，他们有意或无意隐去了自己的身份。伊朗朋友在谈到我的“郑和下西洋”的绘画作品时,尤其是提到郑和去过沙特时,说郑和这一次是七十多岁时候最后一次他去朝觐，计划去麦加但是在波斯湾那儿遇到了坏天气,风浪特大，结果就在伊朗停留下来，住了一个月左右，等天气好了,他就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去了麦加。在回去的路上就因病归真(逝世)了。
《朝臣赴命》
国际上有过多次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研讨会“，也有大量的有关郑和的研究学术论文和成果;尤其是台湾著名学者白先勇先生也有很多学术研究论文，他有很多根据考证后的论文发表，国内也不乏郑和事迹研究的专家和成果。.最后这幅小画是表现郑和去了麦加朝觐。这一幅小画就是《和平使者——郑和》之《朝臣赴命》。
《朝臣赴命》，赴的谁的命啊?皇上的命，国家的使命，安拉的命。
好，咱们知道郑和是云南人，出身于回族官宦之望族，先祖乃是赫赫有名开疆扩土，治理苍山洱海和开化建设云南，并造福云南人民的元朝初年的封疆大吏、首任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大人，郑和祖父曾是云南的平章政事即省长,名叫马哈之(去麦加朝过觐的人都叫哈志或哈吉)，他自然是穆斯林。郑和原名叫马和，乳名三宝,元末朱元璋攻打和占领云南后,杀了反抗他们的元朝的官民马三宝全家,唯独留下了可爱的少年马三宝，后来朱元璋把12岁的马三宝这个可爱的少年留在帳下,变为太监。后转赠给了燕王朱棣，在宫廷内斗和战乱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马三宝，成长为一名忠勇剽悍武艺高强勇士，且在“靖难之役”郑村坝一役中，使朱棣转危为安，成为救驾有功的心腹和忠臣。特赐马和“郑”姓以赏其功，遂呼郑和。
有句俗语说：元代回回遍天下，那么帮蒙元管理国家的西来的穆斯林，帮他们建造了元大都城和故宫、(明故宫是在元的基础上南移而城)天文台、历法、回回医药等等都随穆斯林入土中原，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大量各门类物产运到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随元朝版图的扩张而随海上和陆路丝绸之路传至四方。
到了明朝开国之时，明太祖朱元璋在常玉春、胡大海、兰玉等十余回回大将的扶佐下，力压群雄,推翻元朝，1368年建都南京。此后是靖难之变，明成祖朱棣登基迁都北京。北京才有了文革前的四九城，有了故宫紫禁城，有了十三陵，有了天坛、地坛、先农坛，卢沟桥和朝宗桥，……这时候中国的各种宗教和信仰的庙宇最多，还有什么最多呢?清真寺——北京叫礼拜寺。明太祖朱元璋敕建南京皇家净觉寺，那里的确有皇家气派。太祖还给后世留有亲笔御书赞美伊斯兰和穆罕默德圣人的“至圣百字赞”。现在很多清真寺还奉此圣旨悬挂或刻字于醒目之处。明朝过去600多年，还为我们留下了明长城，宣德炉、景泰蓝、成化瓷(包括明清花)等等历史遗存。而郑和七下西洋，即是在明朝江山稳固，国力强盛的情况下进行的人类历史上的壮举。
那么郑和为了什么下西洋呢?学界历来就有几种说法，太祖朱元璋立法封疆(封海封路不通商)，成祖大胆破制，出大力造大小船二百四十余条，派人两万七千多，并携带宝物给养，不为通商为什么?一说为寻找小皇帝朱允炆。还说是从斯里兰卡“迎回”两颗佛舍利，一种说法叫“朝贡贸易”。还有一种回族学者专家的说法是“代替皇帝到麦加朝觐”。我很赞成后一种说法。后一种说法还有北大文学院台湾学者、客座教授白崇禧之后(回族)白先勇先生有大量经史料研究所发表过的文章，证明朱明王朝皇室信奉伊斯兰教，郑和下西洋是代皇家朝觐，如果不是如此，为何自永乐三年，即公元1405年至明正统11年即1433年郑和去世前为止，前后历时27年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不为通商而七下西洋啊?
我曾见过资料，对郑和下西洋屡次有大批朝臣反对而上奏苦谏，并不乏以命谏死于朝堂之上者。然皇家不为所动，郑和在七下西洋过程中，渐次留下大量的航海、气象、舆图和异域风土的大量珍贵文史资料，自知其身后必为反对者所毁。据传曾将部分要领刻于碑石埋入地下存之。结果确是如此，郑和去世之后，船和所有与郑和下西洋相关资料完全被失踪了，我们基本在明朝官方的史料中很难找到星星点点痕迹。那么为什么朱明王朝的皇帝自己信仰真主真主，不去公开主张和全民共享呢?他们知己知彼啊!深知这块土地崇奉了两千年儒释道的臣民，如果让他们不吃不喝不玩不乐，不去朝拜习惯了的那些他们自己树立起来的偶像，必定会推翻他们。所以他们奉行了一条实用主义的两条腿走路的方略。即在一般情况下在朝堂和公开的场 所，他们可以信奉释迦摩尼和儒道，在自己私家悄悄的，安静踏实地去信仰真主安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500多年前旁观者的波斯人阿里·阿克巴尔所著《中国纪行》中得到历史见证，从他描写的场景和生动故事中得到验证。
我们先简单说说明朝沿海倭寇海患与郑和下西洋近乎存在的隐性佐证的关系，很多历史事件当朝的正史很少有像太史公司马迁那样的胆略禀实记事，明史之中在记述“抗击倭寇海盗”方面，就未曾据实记载，比如明嘉靖年间，派朱纨领精兵两千，夜袭“倭寇”盘踞的双屿岛，现在披露那里只有极少几个日本人，有三分之一西班牙人，剩下皆为中国人，而且他们不管是否中外人士，多与海外贸易经商有关。而当时双屿已被经营成似后世之香港和当年的上海滩之贸易繁荣之地，这个情形与当地官民或明或暗参与有直接关联。双屿突然在一个雨夜迅速剿灭“倭寇”，所缴获船只皆沉毁阻死双屿岛之咽喉，大捷直奏朝廷之日，也就是闽浙沿海“倭寇”蜂拥燎原而起之时，结果这名剿倭功臣因“点燃倭患”罪自杀。而连绵沿海数十年的倭寇之患烽烟四起，实为封疆封海禁止贸易的“假倭寇”，真边民与朝廷在争取海上贸易之间的猫鼠游戏。自此明朝开始了因海患渐渐衰落的进程,这也旁证了郑和下西洋为“朝贡贸易”之说的证据难以确立。
再者说当时是倭寇屡犯海疆，实则日本国内正处在战国争雄乱世，且他们没有建造大船的实力，还有季风左右。唯有两拨来华朝贡使团也是因为搭载了大明民间的商船，才得以来华登陆，又因两拨日本朝贡者争抢朝贡资格而火拼，惹怒朝廷，迁怒日本“倭寇”。
在《中国纪行》第二章，中国人的宗教和信仰，阿里·阿克巴尔写到，“中国皇帝认为自己是释迦摩尼的信徒，这是他信仰唯一的真主。他称释迦摩牟尼为先知，称穆罕默德为圣人，即最好的人。”
“他们在皇帝内宫里立有人类首领，至高无尚的主的雕像。雕像上镶有各种宝石——当人们走到像前，这个像就举起双手，好像在祈灵。这是一幅寓言式的像——皇帝在吉日里总要到上述的房子里，叩首朝拜，表示崇敬，并照他自己的习惯在雕像前安排诵经仪式，举行宴会。”这是描写明朝皇帝公开场合的信仰表现，随后，阿里·阿克巴尔在其后的“附章”中写出皇帝每年出宫的情况。其中写到：“在汗八里(作者对北京的称呼，十三世纪意大利的著名基督教旅行者鄂多立克的《东游记》里也称北京为“汗八里”，这显然还在沿用元朝时对北京的称呼)的郊区，中国皇帝建造了一座清真寺[此书译著之父张星火良先生曾在1936年因翻译该书而考察过，书中所述即北京牛街清真寺(现称礼拜寺)]，主要作为自己祈祷之地，(阿里·阿克巴尔有点主观了，礼拜寺一般都是为穆斯林大众叩拜真主而建，况且牛街礼拜寺建于辽代圣宗966年，明成化十年(1474年)奉敕赐名“礼拜寺”。)每年对犯人处决斩首前，皇帝都要来到这座清真寺。这里没有什么神像，在朝麦加方向的墙上刻有《古兰经》文和真主的名字，有阿拉伯文和中文解释。”
“在他要去清真寺礼拜时，几天前就先行把斋。还在斋戒期中，他就乘坐轿子前往。几千名士兵在前列，他们全副武装，披甲戴盔，利剑出鞘，置于肩上[成行的大象拉着彩车]。轿车用彩缎装饰，彩轿的左右有上千乐手，奏着美妙而奇特的乐器，皇帝在乐手们的围簇下，让那些经挑选的高贵轿夫抬着前行……在这些侍从中，有两位穆斯林太监骑着高头大马，走在皇座的前面引路，这表示对穆斯林极端的崇敬和尊重。其他显贵和大臣们都是步行的，大约有四千名普通卫兵，身材高大，魁梧非常，他们都身穿铠甲，胸披金衣，头戴镶有宝石的盔帽。他们从头到脚都护以鋼铁，佩戴全副武器走在皇座的前面，严肃而动人。另一千人带着狼牙棒，肩扛鬼头刀，走在皇座的后面。皇座的左右还各有一千人，特别精壮，他们举着彩旗，旗杆顶上有五颜六色的灯笼。中国皇帝如此声势浩大的行动，都是为了去清真寺礼拜。他走出轿子，脱下鞋帽，光头赤脚地在清真寺前，向万能的主叩拜……
他从门槛上抬起头来，走进清真寺，在真主的名字下低下头来，用中国话表示问好后，面向着《古兰经》，把右脚放在左脚上(这里原来写的是腿，因为翻译者可能不了解穆斯林礼拜的动作而右腿压着左腿，人是不能动的了)，单腿站立，悲痛地哭了起来。
他哭着说：我的主啊!你是万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你使我成为万民之主，你赋予我生杀之权，我竭尽全力，小心谨慎，履行我的职责，我的所作所为，你全知道。
中国皇帝在那清真寺里，一遍遍地重复上面的这些话，显得十分真诚地和苦苦哀求地祈祷，他长时间的哭泣，从清晨到夜幕降临，不时发出阵阵令人心碎的嚎哭声。天黑以后，他更是匍伏在地，嚎哭不止。悲恸之情无以复加，直到黎明。清晨过后，他从寺中走出，身上精疲力尽。精神上的痛苦使王位在他眼里显得十分低下，荣华富贵也显得无关紧要。
当他走出来时，极端虚弱。他开了斋戒，登轿回宫。盛况和来时一样壮丽……”
这一章里，阿里·阿克巴尔还写了一则“‘故事‘，大臣们向皇帝禀报，有几千定居的穆斯林混杂在人民的中间，有如麦田里丛生的杂草，无法把他们分清了。不该把他们清出去吗?而且不该给他们经济上的援助。皇帝作了三个回答：一、我们父辈没有管过这些事，我们怎好管呢?二、我们只管他们的外部事务，何以能干涉他们的内心事务?三、如果我们运气好，我们也会成为穆斯林。
004年9月，在马来西亚参加“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展
从皇帝的某些行动看，他已经转变成信奉伊斯兰了，然而他由于害怕丧失权利，他们不敢对此公开宣布。这是由于他的国家的风俗和法规决定的。
根据中国的法律，如果有一批从外国来的人声称已经得到皇帝的许可，愿意定居下来，就可以成为永久居民。仅仅巩昌府一地(张星火良先生注：译名“巩昌府”Gunjanfu可能是京兆府，即今西安。)据说当时就有三万定居穆斯林。不论什么人来中国定居，中国人对他们都不收税;相反，朝廷还给他们职务和薪俸。
中国皇帝在汗八里(即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标帜和政府设立的礼拜处所。”
从阿里·阿克巴尔的叙述我们看到了明代皇帝所言、所行，以及他对待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宽容的态度与胸襟，纵观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穆斯林发展史，自唐朝以来穆斯林从藩客入中原到元朝后形成回回民族，其间发展最顺利和修建清真寺最多，当属大明王朝。虽然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颁部封疆封海，“片板不得出海”，敕令：回回不得再用胡语，胡名，着胡服，不得与胡族内通婚，当与汉族等通婚一系列排斥政策，闭关锁国和限制穆斯林(惧怕帮助他打下天之，这些穆斯林功臣水可载舟，亦可履舟)。但从他内心敬畏与惧怕大能造化主的惩罚，遂御笔亲书“至圣百字赞”和敕建建康(南京)穆斯林礼拜的净觉寺。之后的成祖朱棣开始的郑和七下西洋等的事迹史实，加之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佐证。中国的大明皇室和中国穆斯林与西域就没有割断过历史的渊源，也与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没有割断过文明的交往，而且把中国的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传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且生根发展至今。同时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宏扬了中华大明王朝的国威与礼仪文明，影响深远，深入人心，至今为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阿拉伯与非洲等国家所记载及怀念。
2004年9月，在马来西亚参加“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展
明朝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和波斯皇帝帖木儿及其他的继承人沙哈鲁与诸位继承人互派使者的正史《明史》和《明实录》生动记载了两国友好历史，自公元1370年始，明朝派往伊朗和西域各国的使团达10次。波斯皇帝帖木儿皇帝的继承人沙哈鲁皇帝及其诸王公，在公元1419年11月也遣使510人的庞大使团到中国北京，觐见明成祖朱棣。随团使者之副使既是伊朗画师盖耶苏特丁.那哈昔奉皇帝命对出使情况做了详细笔记，并在1475年写成《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书中详细记载了从中亚到北京的两年多的经历，沿途对中国城池，风俗地物，宗教信仰，皇城规模，朝堂气象，使臣待遇，皇帝赐赏和皇帝亲自赐宴招待数次和封赏。书中还记载了经历19年，在1420年底紫禁城新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的建成时，极尽描绘宫殿建筑之宏伟壮美和雕梁画栋等等，并“允许所有人进入新宫，“那座宫殿中有十万人，他们来自契丹、中国、摩秦、喀尔马克、土蕃、柯模里、哈剌和卓、女真和沿海各地。”并在宫中大宴群臣和各国使节。
2015年11月在北大外国语学院做艺术讲学
“1421年2月13日，准备了马匹，使臣们外出。前八天，皇帝离开他的后宫，住在城外的一座绿宫中，这座宫室没有塑像和佛像，皇帝的习惯是，每年的这几天中他不如浑或御嫔妃，也不接见人。他说他礼拜上帝，忙于做祈祷。”这里的绿宫和无偶像，食素和不近女色，尤其是礼拜上帝和祈祷，我们可否从一位波斯使团画师记录的字里行间窥见永乐皇帝虔诚的信仰什么?
再有，史料真实记载大明遣使西域经陆路达十次，郑和经海路七下西洋，而波斯使团来华他们也有实录记载。这其中的奥妙历史原因应该归史学家深入研究了。作为一位画家说了这么多已经是越界了。哈哈!
现在，我们撇开郑和的族群符号和身份，撇开朱明王朝各皇帝的宗教信仰和身世之谜，撇开郑和七下西洋之公开明确和隐含的使命(不包括陆路十次外访西域的使团)，就其在与世界文明的交往史上的历史贡献，以及他早于西方哥伦布若干年(哥伦布的航海此后本质为西方用坚船利炮开始的野蛮扩张侵略，血腥掠夺和殖民别国，其航海目的实为恶)，郑和航海没有在外一次殖民和驻军及掠夺他国，是为广交朋友，扬我中国国威，故而得万方来朝。两相比较其真正意义是和平交往。就连当年发动海湾战争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也曾宣扬：“伊斯兰词面本义是和平，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中国的道家讲天人合一。孔夫子更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郑和忠实地履行大明王朝皇帝隆恩圣意国策执行者;是当之无愧的弘扬华夏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和平使者，故我画郑和下西洋，自草图、立意和完成落款为《和平使者——郑和》就在于此。
郑和七下西洋的目的众说纷纭，我们归纳其目的大体上有四种：
1、政治目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
2、个人的目的美其名曰“迎回”(从斯里兰卡寺庙佛塔里的)佛牙(释迦摩尼舍利)。
3、军事目的是炫耀大明天朝国威。
4、经济目的是拓展海外贸易即“朝贡贸易”。
而我讲了上面那么多，就是为了加上郑和大人的第5个目的：“代帝朝觐”。
在当今语境下，为“一带一路”解读郑和下西洋正合此图初衷和深意，笔者此画在十二年前创作，现再次解读亦为古为今，当然也可能凑巧了什么机缘。是为定然Ailhmdulinlah知感。
当我用文字解读了郑和七下西洋的绘画故事时，手机微信接到南京净觉寺安建龙阿訇的文字，他说：色俩目(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雷老师，您画的郑和可有点武力倾向啊!我在前年访问印度尼西亚，那里的土著人说，你们的郑和在历史上就是武力来征服我们国家的，并且还拿出您画的郑和像，他们说郑和腰挎宝剑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吗?安阿訇无法说服和回答他们。我马上回答安阿訇，那腰挎宝剑虎背熊腰的郑和大人正面像，不是出自我手，那是别人画的!!!
但是，我还要回答安阿訇，同时也要回答中外所有各界朋友，我当年从接到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纪念郑和七下西洋600年的消息和邀请，第一反应就是海外认可郑和是传播友谊的和平使者，为什么郑和大人的祖国没有纪念他(事后的2005年中国大陆才搞了个象征意义的纪念郑和的活动，因为政出多门，没有统一的行动，记得当时文化部专门开辟了一个网页，我的《和平使者——郑和》刊载其上)。所以我在构思和构图时，从主画面到六个局部小画面首先强调了和平交往。从大画的主题到六幅小画的情节和各个副题，也都强调了“和平交往”的主题内容再现。郑和腰部只配饰了两块象征和谐与平安的翡翠及美玉，根本就没考虑佩剑。我查看了历年部分表现郑和的绘画作品和雕塑造像，不是手握宝剑，就是手拿圣旨或望远镜。他们都没有从一位率领千军万马代表皇帝出使的大人物的角度去理解郑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在外之至高身份地位和胸怀。从这角度理解了郑和的高点出发，整个大画面没有安排一点点刀枪的痕迹，小画面除了郑和的随从护卫必带的护身短兵器，基本上没有携带武器，由此强调和气的氛围，屏弃不和谐之任何细节。
CCTV9《丝路，从历史中走来》拍摄现场
安阿訇的信息也提醒了我，在原来画面的基础上，在郑和大人的身边再增加几只可爱的海鸥和海鸟，以进一步加强人与环境，人和飞鸟和平相处的和谐气氛。让画面更增加些许和平的气息。当我在冥冥之中的准备完备之时接到北京语言大学罗林先生的电话，让我带上“张骞和郑和大人”去北语见CCTV9孟芳编导，随后我便随“张骞和郑和大人还有我所了解的相关故事及伊朗细密画”进入了CCTV9摄制组的“世纪丝路系列专题片”的镜头。
2016年于京华鹤风堂
2017年5月伊斯坦布尔，在阿依登大学交流展上接受新华社采访
在阿依登大学交流展开幕式现场(右为土耳其阿依登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