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是北京精神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它是我们个人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它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崇高美德，更是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与信仰组成。
早在1400年前，先知穆圣（愿主福安之）曾多次用其言行教诲我们，要热爱生养我们的国土，要保卫成就我们的家乡。
众所周知，麦加是穆圣的故乡。在他遭到麦加古莱什人的百般侮辱与残忍迫害，而被迫离开麦加迁徙耶斯里布（麦地那旧称）之际，他骑在骆驼之上，眼望着生活了52年的家乡深情地说：“以我看来，再没有比你优美而可爱的城市了。假设不是我的宗族把我从你这里驱逐出来，那么我绝不愿居住在你以外的任何地方。”（提尔米基辑录）尽管麦加已是穆圣的伤感之地、痛心之所，但从他的言辞中，我们依然感受到他对故土家乡的依依眷恋和深深情怀。
622年，穆圣在依依不舍中离开了家乡麦加，奉主命迁徙耶斯里布（麦地那旧称）。刚到耶斯里布之际，穆圣便以一个新移民的身份同其他新移民——迁士们一起，在原住民——辅士们的帮助下，共同建设这新的家园。他还为这个新生之地更名为：麦地那（城市之意），并虔诚敬意地向真主祈求：“主啊！求你使我们的麦地那繁荣吧！主啊！求你使我们丰衣足食吧！主啊！求你把两倍于麦加的吉庆赐予麦地那吧！”他真心地把麦地那视为自己的第二家乡，并带领人们把麦地那建设成了穆斯林的首善之地。
8年后，穆圣率众和平光复了麦加。当时，麦地那的辅士们开始纠结起来，他们担心穆圣将会就此永居麦加。穆圣得知这一情况后，感慨万千地对他们说：“真主护佑，生与你们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你们当中。”穆圣深知，麦地那成就了他，也成就了伊斯兰伟业，麦地那早已成为他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
无论是对于生养自己的故土，还是成就事业的地方，穆圣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强烈的挚爱情怀，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包括中国穆斯林在内的天下所有敬仰和追随他的穆斯林们。
北京，早在辽宋时期就有穆斯林先民迁居至此，定居生活。始建于辽统和十四年（996年）的牛街礼拜寺作为北京地区最古老的清真寺，就见证着那段历史。
随着元朝定都北京，大批穆斯林也随之迁入定居，并深深地热恋上了这片沃土。一代代忠诚的穆斯林，践行着穆圣爱国兴教的遗训，为北京的建设发展、尊严自由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新国都——元大都的设计与建设的过程中，就倾注了当时穆斯林的热忱与心血。“中统元年（1260年），也黑迭尔丁掌管茶迭儿局。凡是元世祖即位前王府中的土木工匠，统归也黑迭儿丁管辖。”“茶迭儿局”，即掌管土木工程及其工匠的官署。“设计是整个过程的关键。也黑迭儿丁对宫殿建筑群做出了整体的规划。”在他的主持下，一座巨丽宏深、雄视八表的经典宫室城邑——元大都逐渐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经典。
也黑迭儿丁为此付出了全部智慧和精力，做到了“役不厉民，财不靡国，慈足使众，惠足劳人”，深受人们的尊敬与爱戴。“仁宗时，也黑迭儿丁被追封为效忠宣力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赵国公，谥忠敏。”其后世子孙又有三代继承祖业，任职于工部，掌管茶迭儿局，为帝都北京的建设增砖添瓦，成为那个时代的工程世家。
斗转星移，历史更迭。随着明帝国的建立，许多穆斯林由江南迁至北京，为该地区的繁荣发展继续耕耘劳作。继明之后，清王朝又定都北京。
无论朝代怎样更替，中国穆斯林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其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延绵不绝，代代相传。即便是面对统治者的压迫与不公，他们依旧会在祖国遭受外敌侵略的危难关头，忍辱负重，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保家卫国。不惜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宝贵生命来捍卫祖国的尊严，保护家园的平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剑指中华。当年，正值甘肃河州（临夏）回族将领马福禄(1854-1900)在京驻军。面对外敌，他先率甘军（由陇东回族和东乡族组成）在廊坊设伏，并与英国2000余人喋血相搏,马部所属百余名回汉将士为国英勇捐躯，史称此役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
随后，西方列强又集结两万重兵进犯北京，马福禄奉命率其部河湟穆斯林子弟镇守正阳门，并向所属守军表达了“以身保国，为民族争光”的决心。在北京各城门先后失守的情况下，依旧坚守死战，毫不退却。正阳门失守后，马福禄召集余部，举意欲乘夜里大雨之际夺回城楼。战斗中，他不幸饮弹为国捐躯，时年46岁。与之殉国的还有从军亲属等百余穆斯林。白寿彝先生称之为“更是中国近代因抵抗侵略而杀身成仁的表率”。
北京正阳门前，面对列强的侵犯，中国穆斯林用一腔鲜血抒发了他们的爱国壮志。如今，正阳门宏伟泰然，它不仅见证着在历史岁月中为国捐躯的那些杀身成仁的穆斯林英雄们，更吟诵着忠贞的中华穆斯林儿女用饱蘸爱国热血的生命之笔书写的不朽的爱国诗篇。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穆斯林爱国知识分子，著名的回族医生（名医赵炳南的恩师）、社会活动家丁竹园①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曾在天津悬壶济世，“以医济人”。后来，他又在北京边行医边撰文，“以言济世”。面对当时的鸦片祸害，中国各阶层的仁人志士，以及广大民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戒除鸦片运动。1901年，丁竹园先生就从医学角度，向世人揭示了鸦片对人体之危害。他呼吁当局，要人们，特别是担负培养国家未来人才重任的学界，“严禁……吸食鸦片”，并严正指出：倘有胆敢违规者，是官员“不准管理学务”；是学生，则“立即逐出学堂”！五年后（1906年），清政府才颁布了禁烟令。1910年10月8日，丁竹园又和刘孟扬②等发起并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恢复禁烟主权会”和“国民求废烟约会”的社团组织。
1913年，全国性的统一的禁烟组织“全国禁烟总联合会”成立，该会的本部就设在北京西单牌楼清真寺，主持该会日常工作的干事就是牛街教子胡同清真寺的老伊玛目安常青之子安镜泉③。后来他还担任过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代理会长、会长等职，为中国近代禁烟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1914年11月14日，安镜泉在北京西单牌楼清真寺，主持召开了“全国禁烟总联合会”的本部会议。当时的内务部、交通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各有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说，安镜泉也在会议中痛斥鸦片之害。演说的最后，他号召全国人们：“我国人民不乏热心爱国之人，尚希全国一致，与此毒物鸦片战！”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穆斯林在那场关系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禁烟运动中，他们走在了最前列。无论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禁烟社团组织的发起人——回族人丁竹园、刘孟扬等，还是全国性禁烟组织的所在地——西单清真寺，以及该组织的负责人——教子胡同清真寺的老伊玛目之子，都详实地说明了中国穆斯林本身具有的社会职责和禁毒态度，这是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自然体现，也正是伊斯兰赋予穆斯林应尽的历史使命。诚如《古兰经》所言：“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你们劝善戒恶，确信真主。”（3：110）
丁竹园（1872-1932）不仅著名医生、社会活动家，他和其胞弟丁宝臣（1876-1913）也是我国早期提倡白话报的京津地区报人中的精英。
1906年，丁宝臣开中国穆斯林办报之先河，在京自办《正宗爱国报》，其意在“开通民智”，“传达民情”，“匡正时弊”，“鼓吹爱国”。1907年，丁竹园创办《竹园白话报》，唤醒穆斯林民众——“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这句话是当时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唤醒民众的呐喊，是革命先驱触及心灵的穆斯林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强声。
民国初年，37岁的丁宝臣惨遭袁世凯杀害，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他用穆斯林高贵的气节续写了不朽的穆斯林爱国思想与精神，并影响着中国穆斯林的后来者。
如果丁氏兄弟是以笔为旗的中国穆斯林爱国思想与精神的呼唤者、呐喊者，那么革命先驱马骏（1895-1928）便是这种精神的响应者、践行者。
“吾人死为国死，死为争国不亡而死，死后惟愿全国父老以及后之来者，万不可把国忘了。”这正是马骏在北京天安门前对国人呐喊，旨在唤起国人的爱国情感和行动。1919年，他已成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青年领袖之一，并在同年6月，与郭隆真、刘清扬等10人一道赴京，强烈要求北洋军阀拒签“巴黎和约”，并以胜利告终。8月，他以京津请愿学生总指挥的身份率4000人在天安门前请愿，要求惩办马良和释放第一次请愿的代表。马骏的那句义正言辞，正是他在被捕前所表达的爱国之情。这种不屈的爱国精神也使他荣获了“马天安”的美称。在全国人民抗议下，北洋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包括马骏在内的全体被捕者。出狱后，他曾慷慨陈词地说：“进狱以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以后就是国人的马骏。”1928年2月15日他英勇就义，年仅33岁。邓颖超同志生前指出：“马骏同志很年轻就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但马骏精神不死。”
那“马骏精神”是什么？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它将与“马天安”的美名一样，让千千万万包括回族在内的中华儿女所牢记并发扬。
在中国的爱国史中，在北京这片热土上，中国的阿訇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爱国者中不可小觑的中坚力量。前者丁宝臣就是一位自幼苦读经书并穿衣挂幛的阿訇，怎奈破碎的山河，无法让这位年轻爱国的他安心执教经学。丁阿訇的真挚爱国精神源于何处呢？源自为其挂幛的恩师，时任密云县清真寺的教长王宽（浩然）阿訇。
史书的册页翻至民国共和伊始，负隅西北的陕西巡抚升允反对共和，并鼓动甘新地区众多清军将领出兵勤王。陕甘提督回族人马安良遂率军进逼咸阳，西北形势陡然紧张。北京牛街礼拜寺王宽阿訇“虑国本动摇，人民涂炭，急电回部八王、甘肃五马，释共和真谛，劝勿盲从”。马安良接到电文后，即刻撤军，危机遂解。不久，西北诸军阀纷纷通电中央赞成共和。王宽阿訇归真后，马福祥将军在为其撰写碑铭时，重提此事：“西北人民，不见兵戎，公之力也。”国难当头，共和危急，正因为北京阿訇勇于担当社会职责，才使人民免去一场刀光剑影、生灵涂炭的浩劫。
为唤起中国穆斯林民众响应辛亥革命，王宽阿訇与众多回族爱国志士在花市清真寺同宋教仁、蔡元培举行秘密会议，表示支持孙中山先生的维护共和、振兴中华的主张。1912年7月7日，王宽阿訇和马邻翼等回族有识之士在花市清真寺成立了旨在“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的中国回教俱进会（后将会址迁到了西单清真寺），并开展了许多促进回汉和睦的活动。孙中山先生仰慕王宽阿訇“为人忠鲠，声闻远被”，并先后在1915年、1917年致函王宽阿訇及中国回教俱进会，希望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并联合西北穆斯林参加“护法运动”。王宽阿訇在积极响应的同时，他还主笔《回文白话报》，向西北各省及新疆穆斯林宣传共和，号召全体穆斯林参加革命运动。王宽阿訇因此成为孙中山先生最敬仰的一位回族人士。
历史的车轮行至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美军入侵朝鲜，使战争的烈火烧至鸭绿江边。虽然新中国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但是毅然选择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祖国危难之际，各族穆斯林群众在各地阿訇们的带领下，迅速地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支援志愿军的爱国热潮。当时的首都北京，也自然成为了中国穆斯林投入如火如荼爱国热潮的中心之一，北京的阿訇们又一次担当起他们的爱国道义与社会职责。在主麻日，全市的阿訇们利用宣讲“卧尔兹”之际，大力宣传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并带领穆斯林大众共同祈祷世界和平与祖国安宁。在阿訇们的广泛不断地宣传下，首都各界穆斯林14000多人于1951年4月14日，在牛街回民学院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并成立了北京市回民抗美援朝委员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包括杨明远、安士伟阿訇在内的全市50多座清真寺的阿訇、乡老们及首都各界穆斯林群众。会后，他们还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大游行。同年6月，全市穆斯林又掀起了一场爱国义捐活动。他们用捐献的16万元人民币购买了一架“回民号”飞机，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
2011年11月4日，北京牛街礼拜寺薛天利阿訇作为首都8名市民代表之一，向全社会发布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爱国既是对北京以往人文情怀的总结，又是对北京——这座世界城市今后的发展与进步提出的方向和目标。
回顾北京穆斯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它正是一部北京穆斯林的光辉爱国史。无论是迁徙至此的回回先辈，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穆民信士，他们都将继续发扬北京穆斯林的历史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并以满腔热血，用具体化、生活化、大众化和中国化的言行表达着他们强烈的爱国如家的情怀与责任。他们更将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不断地为中国的爱国史，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为北京精神的核心与灵魂——爱国精神增添灿烂辉煌的夺目色彩。
①名国瑞，字子良，别号竹园，北京德胜门人，回族。清末、民国时期著名社会活动家、评论家、爱国报人、医生。
②字伯年，天津人，回族。清末秀才，曾任《大公报》第二任主笔政，《商报》主笔政，并创办《白话晨报》、《白话晚报》。我国妇女运动杰出代表刘清扬之兄。
③名铭，字镜泉，回族。清末、民国时期著名回族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作者系北京牛街礼拜寺阿訇。题目及内容略有修改）2012 第3期《中国穆斯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