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下旬，我正在新疆。这里正是天高云淡牛羊肥的金秋季节，处处充满诗情画意。在我抵达伊犁的第二天，从北京来的电话给了我极其不安的消息：包尔汉同志病危。又过了20多个小时，当我二次接听来自北京的电话时，获悉的已是包老逝世的噩耗……秋风临窗，阵阵凉意。我又猛然记起，北疆曾是包老战斗过的地方，山山水水留下他深深的足迹：他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后，先是关押在伊犁的；他曾被“三区革命”的代表推举为新疆联合政府副主席；他也曾在阿勒泰揭露少数人搞“东突厥斯坦”的阴谋……正是在这天，我参加了“三区革命”45周年纪念仪式，仰望那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墓和纪念塔，我眼前浮现出一座新的丰碑。
又是金风吹拂的时节，1990年10月3日又逢包尔汉同志96岁冥诞。思绪如同披纷的秋草，为了表示对包老的怀念之情、敬慕之情，我觉得应当将复杂的感情化作明白的文字。
包老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我同他的交往中，感到最深的是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钢铁般坚固，火一般的热烈。毛泽东同志曾有一段名言：“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觉得在爱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只有在任何时候都有一颗爱国之心，尤其是在艰难险阻中不坠爱国之志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的爱国者。包尔汉同志就是这样一个爱国者。他一生经历复杂，饱览人间沧桑。解放前他曾留学德国，也曾多次考察苏联；他曾参加新疆的地下斗争，也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疆担任要职；他坐过盛世才的监狱，也作过“国府委员”客居南京；他亲历过“三区革命”的急风暴雨，也参与了新疆和平解放的伟大进程。解放后，他曾作为省人民政府主席与新疆各族人民一起建设美好的新生活，也曾长期任职在全国政协；他曾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出访亚非欧许多国家，也曾从事宗教、民族工作；他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受到世人的敬重，也在“十年动乱”中蒙冤受屈……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处于什么境地，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忠诚之心始终犹如不息的火焰，猛烈地燃烧着。这里我想讲两件具体的事情：1933年，针对极少数人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妄图策划搞“东突厥斯坦”的严峻局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疆不能走“独立”的错路。所谓“独立”其实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如果妄想依靠帝国主义谋求“独立”，新疆就会落入帝国主义的魔掌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洞察力和责任感。还有一件事是：60年代中期，他受到不公正待遇，1965年的国庆活动中，他因不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待遇自然不同，但他没有任何抱怨情绪，依然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有关的庆祝活动。他很坦然地说：不论我担任什么职务，我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所以我都要以欢快和自豪的心情参加祖国的国庆活动。“文革”中，他被无端地打成“国际间谋”、“卖国主义者”，投入监狱备受摧残。批斗他时，他往往一言不发，但当有人说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时，他倔强地抬起了头，昂然回称：“我是中国人！”
爱国者可以是不同的出身，也可以有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思想信仰，包老的爱国情怀则是和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于20年代末留学德国，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其后又多次去苏联，逐步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1932年底至1933年初，在我的思想、认识、世界观方面出现了重大飞跃，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最正确的，能够解救人类的真正学说，我更加热爱苏联了。我希望自己的祖国——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我要为这伟大的目标勤奋工作。”这种信念伴随他走过了人生的漫长旅程，经受了无数的风风雨雨。1989年2月，也许他预感到将要走到人生的终点站，他写下了《给孩子们的话》，其中写道：“自从1912年我从国外返回祖国，至今已近80年了。在这80年的时间内，我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经历了无数的人生坎坷。为了寻求真理和正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曾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确立了我终生为之奋斗的生活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支持我度过了无数艰难困苦。”这是他对祖国、对党的事业的肺腑之言，也是他一生光辉道路的真实写照。
对一位爱国者来说，热爱祖国不仅仅是一种聚积在内心的美好而牢固的感情，还应当是表现在其各个方面的具体行动。尤其要在大是大非和大风大浪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不改初衷，不计较个人得失，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对每一个爱国者的起码要求，包尔汉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他在逝世前不久回首往事的时候，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终生都在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无论人们对我一生的奋斗毁誉如何。”从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爱国者的崇高形象。
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导致了新疆分裂主义势力的出现。分裂主义分子以种种形式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对此，包尔汉同志表现了高度的警觉和不屈的斗争精神。1948年底，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任命包尔汉为新疆省主席，一些不甘心“东突厥斯坦”分裂活动失败的人又蠢蠢欲动。帝国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者对包老威逼利诱，妄图再度张起“东突厥斯坦”的黑旗。包老义正辞严地给予了回答，他在就职时发表的《告全疆民众书》中慷慨陈词：“我们要加紧团结，促进统一。因为有了团结，才有力量，有了统一，才有和平”；“凡是反对国家统一的，就是破坏和平，我们就认为他是反动！……绝不容许破坏民众和平幸福、违背大众利益的分子存在。”
帝国主义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而制造出来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出笼后，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其理所当然地破产之后，仍是极少数人制造分裂挥舞的旗帜，成了影响新疆安宁的祸害。包老同鼓吹“东突厥斯坦”的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还运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以铁的事实，剖析“东突厥斯坦”（旧译东土耳其斯坦）的来龙去脉，阐述新疆与祖国的关系。其代表作有《关于新疆历史的若干问题》、《论阿古柏政权》等，后者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他写道：“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则是19世纪列强在中亚实行殖民主义侵略活动时而出现的名称。当时，西方殖民主义都把中亚细亚以及新疆地区，统称为‘东土耳其斯坦’，并以泽拉夫善河为分界，以西的地区称‘西土耳其斯坦’，以东的地区称‘东土耳其斯坦’。这种名称完全是以语言和地理概念为出发点的，包含着明显的侵略意图。有人把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侵略目的而是用的地理名称说成是‘维吾尔人的祖国名称’，这显然是对维吾尔族人民的侮辱。”这些话，言简意赅、入木三分。有对事实的客观介绍，也有对道理的深刻阐述；有对侵略者的无情披露，也有对别有用心者的有力鞭挞。
他还以有力的事实、深刻的见解和亲身的体验，指出各民族必须团结奋斗。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鸦片战争后，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革命要求、共同的斗争道路，促使新疆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正是由于共同命运和共同要求所连结起来的血肉关系，保证了新疆各族人民免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长期奴役的命运。“抗战时期新疆的历史说明，国内不团结，必然会引来外患，外患也必然会引起内乱，这也是几千年来沉痛的历史教训。只有各族人民亲密团结起来，外部敌人才不敢欺侮我们，中华民族才能世代强盛。”
正因为他把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一生的追求，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呼吁团结与统一。1947年，也就是他任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府委员”期间，曾率“新疆文化艺术团”到台湾参观演出。离开台湾前，他在广播讲话中说：“新疆地处西北，台湾雄踞东南，祖国边疆两个省份遥遥相望。两省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亲如手足，维护统一，保卫祖国”这些话语今日听来，依然如雷在耳。新疆是祖国的一部分，又是他长期生活和战斗的地方，所以他对新疆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与他热爱祖国的感情一脉相承，息息相通。解放前，在各种险恶复杂的情况下，他为新疆的解放和进步奔走呼号、呕心沥血，这也是为了祖国的解放和进步而英勇奋斗。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他担任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他坚决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带领各族人民，全面推进新疆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于1955年调北京工作以后，仍然心系千里外，念念不忘新疆，关心着故乡的发展变化。每当从文件、报纸、广播、电台中看到听到新疆的消息，总是特别留神，特别兴奋，正像他自己说的：“故乡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我的心。”“文化大革命”被关押期间，他不在乎个人的安危却眷恋着新疆。他曾在关闭他的小屋里写过科幻小说，幻想可爱的家乡——新疆已变成天堂一般。他对家乡的感情何等真挚、何等热烈！
1983年，在新疆纪念陈潭秋、毛泽民、杜重远、林基路等烈士遇害40周年之际，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新疆，并到石河子、吐鲁番等地参观访问。面对故乡的巨大变化，他感慨万千，兴奋难已。回北京后，写下了《天山万里故乡行》，热情讴歌新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事业取得的光辉成就，赞扬党和民族政策和各族人民的奋斗精神。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从那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一个爱国老人同祖国、同家乡、同时代一起跳动的脉搏。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但愿上苍假我天年，使我得以再作故乡之行。”老天不负有心人，1985年正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已91岁高龄的包老以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再作新疆之行。他参加了各项庆祝活动，还到工厂、医院、学校慰问各族各界人士。值得欣慰的是，他1983年、1985年两度回新疆时，我正在新疆工作，因而有机会接待他。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新疆建设事业的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可以告慰包老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族人民正在祖国的大家庭里阔步前进，包老关于家乡变成人间天堂的幻想一定会成为光辉的现实。
伟大的爱国者包尔汉同志永垂不朽！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