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尔汉同志在世时，我们当面或背后，不习惯称他的职务，也不习惯称他的名字，总爱称他“包老”。这不仅是他年岁较高，更重要的是他德高望重，在各族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新疆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威信，大家都愿用“包老”这个称呼来表达对他的尊重与爱戴。包老一生中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边疆地区的发展和对外友好交流都作出了贡献，他赢得“包老”这个称呼是当之无愧的。
包老的名字，我很早以前就在报刊上见过，但后来经常听见、看见他的名字是在1951年我从山东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俄罗斯语专业被推荐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改学维吾尔语专业之后。记得我初学维吾尔语时使用的就是刚出版的《维汉俄词典》。这部词典是包老在解放前被关在监狱里那一段时间编纂的。50年代初期，我国还没有出版过一本维吾尔语汉语对照的词典。当时不论是互相学习维语或汉语，还是从事维语的翻译，都要参考使用包老编纂的这部词典。包老的这部词典不但作为一部重要的语文工具书解决了当时语文学习、语文使用方面的大量实际问题，而且为我国后来编纂民族语文词典打下了基础，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民族语文工作增添了光彩。我认为包老编纂出版的《维汉俄词典》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诸突厥语研究工作中最早的成果之一，也是包老在我国诸突厥语研究工作中作出的贡献。
由于包老既是政治活动家，又是学者，所以他对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在新疆境内进行的民族语言调查以及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的新疆第一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都非常重视。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的语言学顾问、苏联通讯院士谢尔久琴柯教授和我们一起去乌市出席这次会议。他是苏联专家，被安排住在乌鲁木齐市宾馆（现新华南路华侨宾馆的地址），中央民族学院的李森先生、耿世民先生和我都住在别处。因为工作需要与苏联专家经常联系、商量，而乌市交通工具困难，非常不方便。后来被包老知道了，包老让派车接送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位就是乘坐包老的“吉姆”轿车返回住处的。包老是一位高级领导人，但他身居高位却没有任何官架子，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包老工作碉动，来到北京在中央部门工作，他还兼任当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包老虽然政务、社会活动非常多，但他对兼任的所长工作，仍很关心，总是在百忙之中过问或亲自参加有关的活动。记得在北京举行全国第二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时，包老就抽暇出席，并参加了新疆民族语言组的讨论会。我还清楚地记得包老在我们新疆民族语言组中静听同志们发言的情景，包老从不打断别人的发言，也不爱中间插话，这也表现出了包老的谦虚作风。包老在那次会上也讲了他个人的意见，即要按照各民族语言的发展规律来处理新词术语问题。几十年后的今天，再看包老的意见仍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我有机会接近包老是在“文革”以后，特别是在成立中国突厥语研究会之后。因为包老被选为会长，哈米提教授、耿世民教授、穆铁意研究员、倪华德（尼额买特）研究员、陈宗振研究员、阿米娜研究员等同志和我都被选为学会的领导人，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哈米提教授等常去包老处请示、汇报工作。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共有30多种民族语言，人口约有1亿多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原苏联和我国境内。我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等七个民族，人口约1000万人。我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都有通用的文字，我国诸突厥语民族都有丰富的文献。对这些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助于发展各有关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有助于落实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有利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也有利于对外友好交流。也正因此，包老一直就很关心我国诸突厥语的研究工作。1979年在包老的关心、支持和倡导下成立了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学会成立后，我们决定编辑一个内部刊物——《突厥语研究通讯》，刊登国内外突厥语研究的信息及一些国外重要的学术译文，便于大家交流。但是开始时经费非常困难，从编《突厥语研究通讯》第一期开始，就分工由我负责，所以我很了解这一点。后来我们向包老反映了这些困难，包老便从自己俭朴生活中节约出一笔钱来资助我们学会。我们的《突厥语研究通讯》（内部刊物）所以14年来能一直坚持编印出刊，其中就有包老的热心支持这一重要原因。
包老作为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的会长，并不是位名义的会长。每当学会在京举行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时，他总是亲临会场，并在会上讲话，他一方面阐明研究我国诸突厥语的重要意义，鼓励与会同志作出成绩为国争光，另一方面他对一些突厥语方面的学术问题也发表自己的意见，宣传党的民族语文政策。最使人难忘的是，他每次见到新疆各族学者来京开会时，总是要托他们向新疆各族人民问候，向没来参加会的同志们问候。后来，包老身体欠佳，不便再作会长工作了，便主动提出辞职，让身体健壮的其他后辈人接替他的工作。但就是在大家又选他为名誉会长以后，他依然非常关心学会的工作，自己虽到不了会场，也要让我们宣读一篇他准的讲话稿。他在担任会长期间还以自己的声望为我们学会邀请来了世界著名的突厥语学家德国冯•加班教授，使她在82岁时还不远万里应邀来访问我国，与我国突厥语研究者进行了交流。
由于包老担任过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的会长和名誉会长，也提高了我们学会的声誉。国外不少学者曾不断给包老来信表示愿与我国突厥语学者进行交流。包老作为我们学会的领导人，对我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的交流也起了促进作用。
1979年冬天，我通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筹备组负责人贾芝同志上报周扬同志的一份有关抢救史诗《玛纳斯》的报告被批示后，贾芝同志派我去新疆接著名歌手朱素普•玛玛依来京。朱素普•玛玛依老人抵京后住在中央民族学院，他为抢救《玛纳斯》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他把“文革”中在京遗失的一批《玛纳斯》材料又进行补唱和重新演唱。朱素普•玛玛依老人是柯尔克孜族，是虔诚的穆斯林。他有一天与我谈心，说他愿有个机会去麦加朝觐，以完成作为穆斯林五功之一的朝觐功课。我是回族，也是穆斯林，我非常理解朱素普•玛玛依老人家的心愿，认为应当帮助他尽早实现他的这一夙愿。我便向当时兼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的包老汇报朱素普•玛玛依老歌手为抢救《玛纳斯》所作出的贡献，并反映了他愿去麦加朝觐的要求。当包老知道朱素普•玛玛依是位史诗《玛纳斯》演唱大师，为丰富多民族的祖国文化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后，非常高兴地对我说，愿约一个时间和朱素普•玛玛依老歌手见面。后来，我陪同朱素普•玛玛依老歌手去看望了包老，包老拥抱着朱素普•玛玛依感谢他作出的贡献，并当面答应将朱素普•玛玛依去朝觐的愿望转告中国伊协的其他领导同志予以研究，争取帮助朱素普•玛玛依老歌手能尽早地去麦加朝觐。第二年，朱素普•玛玛依作为中国穆斯林朝觐团的成员去麦加朝了觐。他回来以后干劲倍增，不但把《玛纳斯》八部20多万行的诗全部演唱完，记录完，还又演唱记录了其他的叙事诗多部。包老对朱素普•玛玛依老歌手的关心与支持，客观上有助于我国柯尔克孜族文学的发展，使我国《玛纳斯》史诗和它研究蜚声国内外。
包老对我个人也是很关心的。1986年，土耳其国民教育部与我国国家教委联系，请我国派一位学者前去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史地文学院讲学，最后决定由中央民族学院派我去任教。我在出发前曾去北京医院向正在作身体检查的包老辞行。那一天下午，我是和我夫人穆淑惠同去的。包老知道国家派我去土耳其讲学很高兴，他嘱咐我要为扩大中土文化交流、友好交流多作贡献，并多向土耳其朋友介绍我国的新变化，使土耳其朋友更多地了解我国。他还问我能不能带穆淑惠同去。穆淑惠说：“暂时不去，等胡振华去到土耳其后根据那边的情况再决定”。包老又关心地问我走后家中还有什么困难等。他再次地嘱咐穆淑惠：“还是要陪同胡振华去土耳其为好，可在生活等方面给予照料，但要学会土耳其语。不论到什么地方，到了哪里都要先学那儿的语言，语言通了才能通感情。胡振华会话，他去后是容易打成一片的，也会受到欢迎的。”怕影响包老休息，我们谈了不太长的时间就告辞了。后来，我在土耳其讲学期间都按包老嘱咐的做了，受到土耳其朋友的欢迎。我回国后，土耳其驻华大使在使馆为我举行了仪式，代表安卡拉大学文史地学院颁发了功勋证书。当我荣获这一荣誉时，又回忆起包老在我去土耳其之前给我做得嘱咐。包老对晚辈成长的关心与教诲也是非常感人的，使我永远难忘。
包老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为祖国、为各族人民所做出的功绩已载入史册。我觉得他作为一位学者的成就将为后人继承，他作为一位慈祥的长者的品德，也将为后人传诵，特别是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群众的优良作风更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发扬。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