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穆斯林》杂志编辑部敏俊卿先生来电，约本人为中国穆斯林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外交杰出的创始人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包尔汉•沙希迪（以下简称包老）诞辰120周年写篇纪念文章。这对我这个特别敬重包老的人来说责无旁贷！因为自己不仅早在解放初期就在首都人民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仪式上领略过包老之风采，而且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毕业生，本人与同班同学一起，还于1957年6月21日，在中南海受到过包括包老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陈叔通）的亲切接见。尤其令本人难以忘怀的是，在本人刚刚客串到新闻领域之时，就遇到了一次受益于包老的天赐良机。情况是这样的：1979年秋，为了给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制造舆论，本人所在的《人民画报》编辑部，根据中央的精神，确定了一个反映中国穆斯林历史和现状的选题。并确定本人担当其采编任务。但由于各地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中心清真寺，在“文革”期间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连北京的千年古寺（牛街礼拜寺）直到1979年都还没有条件开放，所以到哪里去采访这个选题，便成了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由于当时主管宗教工作的国家宗教局和中央统战部基本上都还没有恢复工作，所以本人采访时所面临的何去何从问题一时就无处咨询。经过反复论证，最后本人和陈和毅同志（摄影记者）便锁定了新疆和宁夏两个地区。但到至于去新疆，还是去宁夏采访，能取得最佳的宣传效果？谁也不敢一言以蔽之。
好在“车到山前必有路”，恰在这时，早在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期间就与包老结为挚友，并与之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伊拉克进步诗人卡瑞姆•赛马威应聘到《人民画报》阿文版担任专家职务，并与本人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据包老接见赛马威先生的当事人郭武魁同志回忆，这两位久别重逢的老友见面后非常激动，以至在他们老泪纵横地互相拥抱时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之所以是这种情况，是由于他们两位各有各的不幸遭遇：因为作为一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包老早在无理可讲的“文革”期间，便首当其冲地受到了严重冲击；而作为一个与其所在国政见不合的赛马威先生，从北京回国不久便开始流亡其国外，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所以这两位好友久别之后有幸重逢于雨过天晴的古都北京，真可谓是“三生有幸”！所以赛马威先生日后竟诗兴大发，十分动情地赋了一首歌颂中阿两大民族传统友谊的他与包老深情厚谊的抒情长诗。并要我陪同他将其诗作恭送到包老手中。记得那天，时年已85岁高龄的包老，早就迎出门来，热情地用流利的阿拉伯语向赛马威先生致意。而赛马威先生则以其诗人的风范，抑扬顿挫地向主人朗诵了其精心构思的诗作。从而使本人分享了这两位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解放事业而共同奋斗的高端人物相互表露出的人间真情。这对本人来说真可谓是此行的一大收获！而本人此行的第二大收获，则是在包老得知本人作为其亲自缔造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经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被选定为《人民画报》撰写介绍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并准备前往穆斯林聚居地区采访时，一种难以言状的惊喜顿时溢于其言表，以至连连说“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以表达其喜悦之情。
借此机会，本人不揣冒昧地向这位曾连续担任过三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即会长）的伊斯兰教权威人士请教了“到哪儿采访才能取得最佳宣传效果？”的问题。包老亲切地垂询说：“你们想到哪里去采访呢？”我说：“我和我的搭档陈和毅同志（摄影记者）锁定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另一个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但《人民画报》主管财务的领导认为，在近处可以完成的任务，就不必舍近求远了。也有人说：“新疆路途遥远，乘火车得几天几夜；乘飞机安全系数比较小，到那里还有语言障碍。所以我们对去不去新僵的的问题一直犹豫不决”。包老幽默地说：“没去过新疆的人，害怕去新疆，到了新疆的人，就不想离开新疆了。”接着包老补充说：“要介绍中国穆斯林的现状，就应该去新疆，更应该去新疆的喀什，因为有个说法，叫做不到喀什等于是没有到过新疆。”他又接着说：“穆斯林虽遍及全国，但新疆的穆斯林最为集中，也最有代表性。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伊斯兰教建筑普遍受到严重破坏，但新疆仍有一些著名清真寺被穆斯林群众保护了下来。所以你们应该在古尔邦节日前赶到乌鲁木齐、赶到喀什，这样就能拍摄到在别处拍摄不到的场面。”
听了包老的一席话，我们便毫不动摇地订了飞往新疆的机票，并在乌鲁木齐转乘小型客机直飞喀什。不幸的是，陈和毅同志因心脏病发作，他在喀什只在当地的艾提尕尔清真寺的节日会礼拍了一张彩照，便住进了医院。面对这种局面，作为这个选题撰稿人，本人心急如焚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包老嘱咐我们的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你们在新疆遇到困难，可以向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求援”的话。在无奈之中，我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了宣传部。多谢这里的汉、维族负责同志为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指派了一位名叫傅胜瑞的汉族摄影记者，他不仅全程陪同本人采访，而且还根据我的思路为自己拍摄、搜集了许多精美的照片。为了全面反映中国穆斯林的现状，本人又从、北京、西安，银川、广州等地搜集了数十张同类照片。最后连同在新疆拍摄的照片共百十张一并交给《人民画报 》编辑部，供专业人员从中筛选。经过反复挑选，最后入围的共只有10张，但其中最引人入胜的5张除了其中的一张是在乌鲁木齐拍摄的彩照之外，其余4张彩照，都是在喀什拍摄的。另外5张黑白照片，则是分别从北京、西安、银川和广州4个城市搜集的。由此可见，包老强调一定把新疆作为这次采访的重点的理念，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假若没有在新疆拍的这5张精品照片为拙文“画龙点睛”的话，拙文绝对不可能成为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作为当年全国最大的多文种刊物的《人民画报》绝不可能用4 个版面、21种文字、100万份的印数刊登在其1980第1期的重要位置，更不可能被辑入从《人民画报》35年（1950-1985）所刊登的数千篇文章中精选出来被称之为《历史的足迹》的画报文选一书之中。值得指出的是，拙文发表后，旋即成了国内外读者先睹为快的抢手读物。如果说拙文对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对端正中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国际形象方面起到一定作用的话，包老当居首功。因为他老人家为我们采访中国的穆斯林现状画了一个正确的路线图。没有这个路线图，无论如何也拍摄不出如此精美的照片。不过，本人虽口头上对包老表示过谢意，但自己并没有在书刊上鸣谢过包老，原因无非是因自己怕拙文经不住历史的检验而给包老造成负面影响。好在34年过去了，自己所担心的事情不仅没有发生，相反在拙文发表30周年之际，《中国穆斯林》杂志的记者敏俊俏卿先生还为该文发表了一篇题为《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颇有影响的纪念文章。不仅如此，回族报人马中笑先生在读了这篇纪念文章后，竟有感而发地又撰写了一篇题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文章。拙文之所以享有这样大的殊荣，是与包老曾屈尊在关键时刻为本人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是密不可分的！
包老往事如云，履痕处处，其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不胜枚举。尽管本文介绍的在包老人生轨迹中仅仅是一些小事，但从中不难看出他老人家对党的事业的认真负责、对朋友的真诚、对晚辈的关爱等人格魅力。
本人与包老的接触虽不太多，但我还有幸与这位历史人物留有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情况是这样地：1980年4月，本人和《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孙毅夫先生应邀采访了中国第4次全国伊斯兰教代表会议时，又有机会见到了包老。在本人回答老人家垂询其老友赛马威先生的情况时，孙毅夫先生便不失时机地用相机抓拍了我们这一老一少对话的一瞬间。
尽管本人与包老的交往不算太多，但每次与老人家接触，我都受益匪浅。所以每当我有机会见到包老时，自己总是迎上去向老人家敬道一声“色兰”，老人家不仅用阿拉伯语予以回应，而且总要用汉语“你好”二字同我握手言欢一阵，对自己表现出一位长者对晚辈的关爱。因此，包老在我心中便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光辉形象！另外，可能本人和包老“先天有缘”自己不仅与老人家成为代沟极大的忘年交，而且因与其女儿伊丽苏娅大姐都连续担任过三届北京市伊协常委会委员而成为同事，并保持联系至今。所以本人与包老一家也可称为“世交”。以至在本人动笔撰写此文前曾与之通了电话，问他写包老有什么注意事项。他坦诚地我说:“应该回避众所周知的有关内容。否则就成炒生饭了。”这种实话实说的坦荡胸怀的确值得发扬！
“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规律。到了1989年8月27日，惊悉包老顺命归真！享年95岁。噩耗传来，本人悲痛不已。感谢包老治丧委员会没有忘记我这个与包老有一定缘分的晚辈，及时地给我送来一张瞻仰包老遗容的汽车通行证。使自己于8月29日上午一路畅通地赶到停放包老遗体的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大礼堂。这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李先念等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人民群众500余人,开始平静而有序地向包老的遗体徐步走去，以极为沉痛的心情，一一瞻仰了这位为国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代伟人的遗容。告别仪式结束后，包老的遗体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中国伊协会长沈遐熙、伊协办公室副主任秦德光等人护送至新疆入土为安。
2014年于北京海淀（作者系中国外文局资深翻译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对国家新闻出版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