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
记得小时候，父亲工作繁忙，难得有时间和我们在上起。在我10岁那年的冬天，父亲终于得闲，把我们兄妹揽在怀里讲述了一个故事——
俄国喀山境内特铁什的一个叫阿克苏的小村庄。一个春晨，有位老伏尔加河纤夫牵着10岁的孙子站在自家屋顶上，指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说：“孩子，记住，我们的故乡在遥远的中国。我们的祖上叫帕拉提，他是条硬汉子，因反抗巴依（财主）的欺侮，遭到清军的镇压，于是他提一根长矛护送全家及20多村民逃往俄国。不幸的是帕拉提在半路上就死了，俄国人把村民赶到渺无人烟的森林伐木开荒……孩子，你一定要上学念书，做个有文化的人，将来回到故乡去！”
这个男孩就是我的父亲包尔汉。讲这个故事时他眼里噙满了泪水，他深情地对我们说：“孩子们，要记住，祖国是母亲！”
祖国在父亲一生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他一心要回到祖国去。11岁那年，奶奶把他塞上一辆马车让他投奔在喀山做生意的舅舅。他仅读了两年书就在书店当学徒，一边干活一边自学俄文、会计学。在16岁时，他毛遂自荐当了一位塔塔尔商人的伙计去中国做生意。1912年9月，父亲终于踏上了魂绕梦牵的祖国土地圆了爷爷几代人的思乡梦，他发誓愿将一生的热血抛洒在这片土地上。
父亲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开始寻找救国的真理。他常途经苏联前往德国，1929年又考入柏林大学政经系，掌握了维、汉、俄、德、土耳其等多种语言文字，目睹了不同制度下人民的生活，决心在自己的故乡建立新制度。尤其他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后，眼界更加开阔，更坚决与侵略势力作斗争，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在父亲眼中，各民族都是祖国的孩子，孩子与母亲不能分离。
父亲于1933年在苏联参加了革命组织，1935年又参加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在盛世才大举迫害进步人士时，父亲也被捕入狱，蹲了7年牢房，饱受折磨。在狱中，他曾写了一首维文诗《崇高的敬意献给毛择东》，诗中说：“我是一颗由您的光辉照亮的星……”以此激励斗志。1944年，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出狱后的父亲于1946年被推举为新疆省副主席，1949年初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此时，父亲深受人民解放军巨大胜利的鼓舞，积极策划和平起义，亲自上门与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共商起义大计，于是军政携手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不久，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介绍人是王震和徐立清，并经中央批准没有候补期就成为正式党员并担任了中共新疆分局常委。在新疆解放后，他又是经毛主席、周总理亲自任命的第一个省主席。在历史的进程中，父亲是一个特殊的角色，既是送别旧时代的最后一个省主席，又是迎接新世纪的第一个省主席。从此，父亲为祖国建设投入了全部精力。
1964年，风云突变，父亲突然被莫须有地戴上“国际间谍”、“里通外国”的帽子，屡遭迫害,久受苦难。“文革”初期，在中央民族学院的一次批斗会上，两名造反派反拧父亲的胳膊，狠按他那斑白不屈的头颅，我们这群孩子也被叫去看父亲挨批斗，当批斗者声色俱厉地数落父亲“里通外国”时，会议主持人立刻鄙夷不屑地“纠正”：“对包尔汉说不上是里通外国，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这时，父亲不顾一切地昂起了头，眼中射出了愤怒的光，他一字一顿地说：“不！我是中国人！”
那情景至今深深地镶嵌在我们的记忆里。
风雨中的好夫妻
在父亲的身旁，有一位智慧、善良、坚贞的女性，她是我的母亲拉希达。我的父母心心相印、濡沫与共共同生活了53年。
母亲是塔塔尔族人，她生在新疆伊宁一个店员家庭。30年代初，她到苏联勤工俭学，就读于苏联塔什干师范大学数学系。1933年，她因染上肺结核而被送回国内，在家乡做了名中学教师。
1935年期间，当时正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民众部副部长的父亲到伊犁演讲，那热情洋溢的演讲赢得了阵阵掌声，随即，母亲代表群众致欢迎辞，她精彩干练的发言一下子吸引了父亲。母亲那时25岁，年轻美丽，是不少人追求的对象，但她则希望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作终生伴侣，她为父亲的才华志向所折服，尽管家人反对，年龄有差异，但她毅然嫁给了父亲。
这一年，父母在迪化（乌鲁木齐）红山脚下的公园举行了婚礼。父亲牵着母亲的手上了红山顶，他指着山下成片低矮破旧的灰瓦房说，将来我们胜利了，就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里将是厂区、医院或是居民区……父亲的激情感染了母亲，她如醉如痴，不住点头。
此后，母亲把全部心血倾注在革命事业和父亲身上。1937年，父亲被派往苏联做宰桑领事，母亲随同前往，负责料理领事馆的财务，这时国内正值抗日战争，母亲以自己的勤俭节省每一个铜板，将日常生活中节约的1.3万卢布全部支援了抗日。在父亲坐盛世才监狱的日子里，她独自带着才几个月的大女儿伊里千艰辛地等待父亲出狱；新疆解放后，她又成为各族妇女迎接解放军的组织者。1955年2月，父亲被周总理召见进京，周总理说：“我国的国际威望正日益提高，同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正在发展，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调一个人到北京，中央考虑你比较合适，不知你有什么意见和困难？”父亲没有片刻犹豫就答应了。就这样，他带着母亲辞别了新疆来到北京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兼任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等职务，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出访亚、非、欧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伊斯兰国家。我的母亲总是默默照顾父亲的一切生活，同时兢兢业业地做好她所任职的妇女儿童工作。在我们心目中，母亲对父亲的关爱是无微不至的。还是在1949年，母亲途径北京参加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周总理亲自把母亲接到家中，询问父母的生活及新疆的民俗人情，还问母亲有什么要求，母亲告诉总理，父亲在盛世才的监狱曾编纂了《维汉俄词典》，出狱后父亲曾带它到南京修改，文稿到了一家出版社，至今下落不明。周总理听后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去南京寻找。1952年，父亲到北京时，总理对他说：“你编译的词典已经出版了！”父亲听了感动极了，感激总理，也感激母亲。
患难真情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文革”风暴袭击了父亲，我们一家都经受了巨大的痛苦。那时，我和哥哥姐姐正在读书，全然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感到周围一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亲对我们说：“请你们相信，你们的父亲没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事情早晚会搞清楚。”
1966年9月，父亲被揪回新疆批斗。当时灾难还未殃及到母亲，她完全可以留在北京照顾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可她却毅然随父亲去了新疆。她说：“孩子们会有组织上照顾，我放心，可我的丈夫已经70岁了，没人管怎么办？”
父母到新疆后，被安置在新疆大学一所破旧的小屋里，父亲白天挨斗，母亲在家揪着心等待父亲。每当父亲带着跪得布浦血污的膝盖回家时，母亲用那双温暖的手为他换药抚平伤口。老两口聊着天，相互慰藉鼓励，用笑声驱走愁云。他们被押回新疆时，一切档案关系全在混乱中遗失了，父母失去了生活来源。后经特批，被允许在食堂赊饭吃。一次，母亲赊回一小罐面条，在路上因被石头绊倒重重摔在地上，面条全部洒了。她顾不得伤痛，流着泪把面条一根根拣起来回到家，父亲见状温和地说：“没关系，把面条洗一洗，重新热热还是一顿好饭啊！”就这样，老两口你一口我一口，快乐与痛苦一起咽了下去。
1967年底，父母同时被捕入狱，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母亲每天凝望窗前，在放风的犯人中寻找父亲那佝偻的身影，为他保佑平安。由于找不出理由，半年后母亲被放了出来，经过力争又有了每月30元的生活费。那时，母亲极度虚弱，常因腰腿疼痛在破屋中一躺就是一天，吃不下一口饭。医生警告母亲要多活动否则会瘫痪。于是，她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寒风里行走锻炼。为了省钱，她不再乘车，饮食也极为简单，把节约的钱全用来为父亲买蜂蜜、药品。过冬了，父亲需要厚棉被，母亲就向亲友们讨借棉花票、布票，她连夜缝好棉被，在凌晨便背负着l0多斤的棉被迎风步行20多里路，为父亲送去温暖。她听说酒泡蒜能强身驱疾就赶紧泡制了给父亲送去，竟治好了父亲的腹泻，父亲说这真是及时雨。
然而，就在母亲几次出门的时候，家里却被小偷洗劫一空，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不见了。但母亲依然腰板挺直地走在大街上，裙子破了、烂了，她细细地补过、洗过，挺拔地不带一个褶。她说：只要自己能挺住，丈夫就有希望。
1971年10月，我终于见到了阔别5年的母亲时，泪水滂沱。她瘦成了皮包骨，只有那双眼睛坦荡、温暖而坚强。她住在新疆大学的红湖边，常有人含冤投湖，也有人在批斗辱骂母亲后暗示她走这条路，母亲却坚定地说：“不！我一定要看到包尔汉问题澄清的那一天。”我曾问母亲：“父亲真的是坏人吗？您为什么会嫁给父亲？”母亲激动地说：“因为那时我们曾一起发过誓，一切为人民，解放受苦受难的新疆人民。你爸是清白的，被冤枉的，他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嫁给他我一辈子不后悔！”
人格的珍贵
我们开始为父亲母亲四处上访，曾遭受了冷遇。后来听说周总理指示要查询全国政协委员的下落，我们再度鼓起勇气去全国政协上访，又给周总理写了封申诉信，信很快被转到李先念同志手中。母亲于1972年底，终于被允许回到了北京，使我们见到了一线光明。
1973年初，我们再次给中央写信，要求探望被关押6年之久生死不明的父亲，得到了允许。当年夏天，我与姐姐苏娅、哥哥夏提一起来到新疆。木拉提哥哥和我们一同去监狱。在见面地点一位白发老人哆哆嗦嗦从桌子旁站起来，他是我的父亲！他看见了日夜思念的孩子，连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紧紧拥抱。
父亲一脸慈爱，详细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特别问我们入了党没有。他用阿拉伯语问我这个从小学阿语的女儿：“一切都好吗？”我用阿语回答：“还好。”我们继续交谈时却被制止了。原来，父亲精通维、汉、俄三种语言，在安排会见时，看守特找了懂三种语言的人来监视，父亲会说阿拉伯语，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其实，父亲根本没有秘密告诉我，他不过想藉此鼓励我学好外语啊！
1975年，父亲出狱时，已是81岁的高龄老人了。1977年，中央为他落实政策。我们曾多次询问他狱中的生活，他却只字不提。据当年看守父亲的人讲，他们从未在父亲身上看过任何悲观失望，相反，总看到他用一只高倍放大镜读书或写作。一位负责父亲专案的人曾撰文道：“当我在审讯者的位置上触及他的目光时，感到自己是虚弱的。本来我想他那眼神肯定是愁苦、优伤、委屈，甚至是可怜的，实则不然，他那淡黄色的眼睛里溢着光彩，像大漠飞扬着金尘，边塞风卷着野火，一双多么热烈、坦然而乐观的眼睛。”
有人不解地对我们说：“真不知你父亲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他每天被批斗四五个小时，却连裤缝都不带歪的。”在受磨难的日子里，父亲哪有可能熨裤子呢？但他即使遭受多大的侮辱，都要保持做人的尊严，每晚睡觉前，他都将裤子认真地叠，平整地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准有两条笔直的裤缝。父亲并不是爱虚荣，他张要扬那种不屈的精神和人格的力量。因此，他受到人们的敬重。
父亲平反后，我家住在三里河南沙沟大院。一天从陕西来了位复转军人看望父亲。他原是父亲的看守，和其他战士们一样被父亲的慈祥和好学打动了。这位军人在复员后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名字，特地从陕西赶来，父亲像见了久别的儿子，热烈地与他拥抱在一起。
父亲不愿虚度晚年的时光，坚持要把回忆录写完。可惜他的许多日记都在“文革”中遗失了，母亲凭着惊人的记忆帮他回忆，时间、地点、人物一点不差。当父亲完成30万字回忆录《新疆五十年》时，已年逾90高龄了，这本书凝聚着两位老人对半个世纪的追忆和奋斗的心血。
1985年，父母率领在京的所有家人回了趟新疆，并把我们带到乌鲁木齐红山顶远眺。望着那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的景象，父母欣慰地说，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1989年8月，父亲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享年95岁。我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他热爱的故土新疆；半年后，78岁的母亲在医院溘然长逝。经自治区特批，她安葬在父亲的墓旁。这是母亲为父亲奉献一生所得到的最高报偿，从此，他们又相依相伴，再也不分离。
珍贵的财产
父母走了，却留给我们巨大的财富。
父母出身于穷苦的人家，对物质生活没有过多的要求。父亲最大的乐事就是买书、逛书店，他那100平方米的书房书架排满了四面墙，摞到了屋顶。因为爱买书、爱助人，父亲的口袋里总存不住钱。记得我小时候跟父亲去看戏，见邻座的孩子喝汽水，我也嚷着要喝，谁知父亲左掏右摸怎么也凑不齐3角钱，只好红着脸跟警卫员借钱买汽水。长大后我曾问母亲，是不是“妻管严”管得父亲不敢带钱。母亲笑道，不是，你父亲口袋就像有公鸡叫，钱不是借给别人就是买了书，哪里放得住。
我们进京后，母亲生怕优裕的生活把我们宠坏，变得懒惰。是让我们兄妹从11岁开始自己洗衣服，养成自理能力。
在我们心目中，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父亲一贯的政治信念，父亲处处体现出对本民族的热爱，但绝没有丝毫狭义的民族主义。
记得我10岁时，有次随父亲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见到了董必武副主席。董老问起我的学习。父亲在一旁担优地说：“她们现在说的都是汉话，母语都快忘记了。”董老立即严肃地对父亲和我说：“这是不行的，国家急需既懂汉语又懂少数民族语言的干部，每年要花大量的钱培养这样的干部，你们一定要珍惜这样好的条件，母语绝对不能忘记。”
这话深深植入父亲的心中。从此他要求孩子们一定要说母语，我们稍有怠懈或疏忽，都会引起父亲的不快。一次在饭桌上，我和姐姐说起了汉语，父亲生气了：“你们再这样我就拒绝吃饭。”经我们再三解释才消了气。
当父亲走出监狱时，两个姐姐已成家并有了孩子。姐姐苏娅写信给父亲说，由于消息阻隔，我们在选择对象时无法征求父母意见，请父亲原谅；姐姐们还担心因找了汉族丈夫怕父亲不能接受。哪知父亲回信说：“知道你们各自建立了幸福家庭并有了孩子，我很高兴。选择对象，民族成分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只要你们夫妻间相互尊重与爱护……”
父亲写这封信时我已26岁，仍在内蒙古读中专，父亲对我这个小女儿的婚事自然更关心。他特地写了一封信叮嘱我对终身大事要慎重，并委婉地表示了希望我能在本民族中找一个合适的青年。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结识了我的丈夫并走到了一起，父亲并没因为他不是本民族青年而不高兴。我结婚时，父母给了我们最衷心的祝福。
父亲对他所有子女们的成长、成熟感到欣慰。让他自豪的是我们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有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汉族……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1989年2月，95岁的老父亲因病住院，他口述了一份遗言，即《留给孩子们的话》，其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劳动农民的家庭，我的生活道路是从商店里做学徒、店员开始的，勤劳和节俭是我一生奉行的生活准则。你们永远不要沾染任何“贵族”习气，要同广大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克勤克俭，艰苦奋斗，做人民中的普通一员。我的一生都靠工资为生，从没有为个人积聚过财产，在我身后，我能留给你们的不是什么物质财富，而是我对你们最殷切的期望，希望你们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要坚毅、顽强，百折不挠，克勤克俭，艰苦奋斗，正直善良，友爱团结，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你们的父亲
（作者系包尔汉•沙希迪之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