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一百二十年诞辰和二十五年忌辰的时候，我们对他，以及陪伴他走过了一大半人生历程的母亲，更加充满了无尽的思念！
追怀往事，他们一生坎坷的经历，他们崇高的人格和他们对我们的谆谆教诲，至今仍然深深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许多话想要倾诉。但是，当我们提笔想写一点对他们的回忆时，却又不知从何处下笔了：他们的一生太丰富、太曲折了！它既非一篇短文所能容纳，恐怕也不是我们目前的能力所能写得出的。我们这里只想对他们一生经历中的一个阶段，即他们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和他们在患难中生死相依，共渡劫难的情况，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以作为我们又利也们的一种纪念。
1966年8月的一天，当我们从学校回到家里，听门卫说家中已有红卫兵来过，并看到家里到处张贴着“打倒国际间谍包尔汉”、“间谍世家”等标语时，便清楚地意识到父亲乃至我们的整个家庭必将成为“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的“横扫”对象，而绝不会有幸免的可能了。而当时年轻幼稚的我们认为：既然父亲受到“革命群众”的怀疑和斗争，那一定是他有严重的问题——他不仅蒙蔽了党，而且蒙蔽了我们。
于是我们便组织了一次充满火药味的家庭审讯，要父亲“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待他的“问题”。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父亲竟表现得非常冷静。他非常严肃，同时又是非常平静耐心地对我们说，他可以用他的人格向我们保证他绝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们当然不可能完全相信他的保证但我们也确实说不出他究竟有什么问题。所以，对以后“革命群众”——主要是统战民委系统的造反派——对他的批斗，我们自然也就特别关心，希望能从这些批斗中搞清楚他究竟有什么问题。然而，听来听去．这些批斗会上除了震天的口号和种种吓人的“帽子，以外，似乎也从未揭出过什么实质性问题。而父亲在一次批斗会上的态度却在我们心中引起了一种震撼。那是在民族学院的一次批斗会上，发言者批判父亲是里通外国分子”。而一位主持者立即出来“纠正”说，包尔汉谈不上什么“里通外国”，因为他相本就不是中国人！这时，一直沉默地低着头接受批判的父亲突然抬起头，愤怒地大声说：“我是中国人！”他可以对任何诬蔑不置一辩，却不能容忍别人剥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权力和尊严。他的这一斩钉截铁的回答，甚至使那些把他当作“人民公敌”批判的人们都不免大吃一惊！
后来，父亲被遣送新疆接受批斗。在当时那样一种“红色恐怖”到处猖狂肆虐的政治环境中，谁都知道，这将是一次吉凶未卜，而月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远行。当时，我们几个在京的孩子除姐姐伊里千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外，其他还都在学校上学。是留在北京照顾我们，还是同父亲一起回新疆接受批斗，自然就成了母亲必须做出的艰难选择。母亲毅然选择了后者，因为正像她后来告诉我们的那样，她坚信经过党的多年教育、培养和她对我们多年的严格要求，我们一定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而她则必须阱伴父亲以保护他不死——在经历了“文革”的极度绝望后，她已日益明白，父亲必须活着才能最终澄清事实，洗净一切强加于他的诬枉不实之词。于是，两位老人便在当时国管局工作人员的押送下，挂着“打倒国际间谍包尔汉”的牌子，带着在北京被批斗时留在身上的累累伤痕（父亲的双膝因在民族学院的批斗会上跪煤渣．这时已经化脓），到火车离开他们居住了多年的北京，离开我们去了新疆。
果然，在新疆迎接他们的是比在北京更加疯狂残酷的批斗，是有人声言“一定要把他批斗得眼睛上面落苍蝇”——因为活着的人眼睛上面是落不住苍蝇的——那样的批斗，是一种珠连九族，不仅“包氏家族”的所有亲戚（其中包括我们在新疆的姑姑、哥哥、嫂子、姐姐、姐夫等数十人），甚至凡是同父亲共过事的人都几乎无一幸免的被批斗。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最初只是通过到新疆串连回来的同学的见闻，或社会上的某些传闻才能得知一些有关他们的消息。这些消息不仅零散，而且甚至常常是彼此矛盾的，如有的人就曾告诉我们说“包尔汉已经死了！”。有的人则说曾亲眼目睹我们的母亲不堪批斗以头撞地而死的情景，以观察我们的反应。
真正对亡母在新疆的情况有所了解，是在“9•13”事件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全国形势有所变化。我们在政治上也变得比过去成熟。经上面允许，我们先后到新疆探望了两位老人。在那里，我们不仅听到他们自己的叙述，亲眼目睹了他们生活的状况。更有许多不怕遭受牵连迫害的人，向我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
父母亲回到新疆后，被安排在新疆大学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居住。他们当时面对的，除了接连不断且常常是伴随有殴打体罚的批斗以外，同时还有生活上的极度窘困。他们的工资关系在交接过程中，因办事人员的失职而被“遗失”，他们除了被允许在新疆大学食堂“赊账吃饭”外，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了。他们为了写一封信向中央反映他们的困难，还是向一位好心人借的邮票。
有的人似乎巴不得他们自寻短见，竟然有人把绳子和刀子扔到他们面前说：“与其这样活着，为什么不去死呢？”然而父亲却愤怒地把它们扔出门外说：“我偏偏要好好地活下去，绝不去死！想死，你们去死吧！”他不但绝不想死，而且还决心要活得尽可能尊严。所以，每晚睡觉前，他一定要把裤子认真地叠好，压在枕头底下，以致他每次接受批斗时，裤子总像是熨烫过似的裤缝笔直，致使当时的造反派给了他一个“下马未下鞍”的评价。一位目击者后来曾对我们说：“当时我们都觉得奇怪，包尔汉究竟是怎么回事！每次批斗他都穿得整整齐齐。许多比他年轻的人被批斗的时间一长就支持不住，或者两腿发抖，或者晕倒在地，而他却喷气式三个小时站下来衣着还是那样整齐后来我们问到父亲时，他告诉我们，他当时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仅支持他渡过了最初的困难，而且支持他在耄耋之年熬过了八年铁窗生涯而终于活到了胜利的一天。
随着红卫兵、造反派内部派性斗争的加剧和他们开始把主要精力用于“打倒当权派”，他们对批斗父亲、母亲乃至所有“包氏家族”这些“死老虎”便日益失去了兴趣。所以，有一段时间父母亲在政治上所受的压力似乎是相对地有所缓和。而且，由于我们把他们反映生活困难的信，转给了中央有关部门，他们终于每人每月可得到一百元的“生活费”。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们除每月把一百元寄给我们——在这以前，我们一直是靠姐姐每月的46元工资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维持生活的，——其余的钱便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灾难绝不会这么轻易就过去，一定会有更严峻的考验在等着他们，所以必须利用这一喘息的机会尽可能增强体质。
在这段时期内，父母亲青年时代在贫苦的生活中养成的勤俭持家的本领大大帮助了他们。母亲利用她从小练就的一付善走的铁脚板到处去采购，在当时物价低廉的有利条件下买来大瓶大瓶的蜂蜜、维生素、肉和各种营养品，使他们的伙食和营养在当时的条件下达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和丰富。父亲之所以能在极端艰谁的条件下熬过八年牢狱之苦，固然得益于他良好的身体素质和他的顽强意志、乐现精神；这段时间的“突击进补”恐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父亲利用暂时无人管理给予他的短暂“自由”，开始到室外活动以恢复在前一段的批斗折磨中遭到摧残的身体，同时更开始像一个普通家庭中的男人一样，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这些活计在他当“官”的那些年已经变得生疏了。母亲则像蜂群中的工蜂一样不停地劳作，以便在当时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使父亲生活得尽可能好一些。
除了上街采购，母亲还常常顺便从外面拣拾一些柴禾什物以供日用。父亲则以他特有的幽默说母亲这样的拣拾活动，总有一天会把“灾祸”拣回来，结果竟不幸而被他言中了。母亲为了免除父亲每天伏地吹火之苦，一直想自制一个土风箱。有二天，她从外面拣回一根里面塞满了冰雪的铁管，想把里面的冰雪融化后做风箱的送风筒。当他们把铁管放到火上烘烤时，突然一声巨响，铁管的两端爆出可怕的烟火，屋内顿时浓烟弥漫，令人窒息。两位老人仓惶逃出室外才算免遭厄运——原来母亲是把造反派武斗时弃置的土火箭当作普通的铁管拣回来了。
正像父母亲所预料的那样，这一短暂的“休养”时期很快就结束了。在1967年底的一次大逮捕中，父母亲同时都遭到了逮捕。由于根本找不到逮捕母亲的理由，所以她被关了半年以后又被释放了；而父亲则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铁窗生涯。于是这两位一生生死相依的伴侣开始了他们一个在铁窗内，一个在铁窗外患难与共的特殊生活。这对于他俩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的一次是在解放前盛世才统治时期父亲被关押的七年。
释放对母亲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幸事”。原先发给他们的生活费,由于父亲被捕而停发，这时她作为一个在押犯的“家属”，自然更不会有人去管她。我们远在千里之外，新疆的亲戚们则因遭受诛连，个个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况下，她依靠什么生活呢？为此，她不得不要求自治区“人保组”再把她关起来；但监狱不是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地方。最后上面终于决定每月发给她30元生活费，并在新疆大学农场给她找了一间四面透风、屋顶漏雨的小屋。于是她在这间小屋内安顿下来，开始考虑怎样利用她现有的条件为狱中的亲人提供帮助。她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从微薄的生活费中省下钱来，继续为父亲购买蜂蜜和维生素，连同按照民间偏方自制的大蒜泡酒，经常给父亲送去，以备他防病治病之用。同时她还一针一线地为父亲缝制好棉袄和棉被送去，以免他受冻。父亲在狱中需要的东西——主要是书籍——她总会设法弄到送去；父亲送出需要拆洗的衣物，她也总会及时地洗好了送去。正因为她的生活中有了这样一份特殊的“工作”，虽然一人独居，却感到生活得充实而有意义。
在整理他们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当时父母亲相互联系的一些信笺和便条。如在一张显然是母亲请人代写的汉文短笺上写着：“包尔汉：给你寄去棉裤、棉袜（夜里睡觉穿的）、维他命A, D,B1、C、蒜（五头）、洗衣粉半包。香、药皂买不到，下季度再送去。”“接到这封信望你迅速将维文的《毛选》第二、四卷、斯大林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送来。”等等。同时还意外地发现了母亲写在各种纸片上的大量诗。她并不是诗人，她的这些“诗”，也许算不上真正的诗；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她当时生活的许多真实感受，可以感到她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信赖和热爱，可以看到她对国家人民命运的关心、焦虑和一种不可折服的生活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她渡过了这段极其困难的生活，使她在后来的许多岁月中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生活原则使她在生活中始终克勤克俭。她宁可翻改我们的旧衣服穿而绝少置买新衣，却把落实政策补发给她的全部工资送到全国政协，要他们把这些钱用来支援国家建设。当政协把钱退还以后，她又把这些钱的一半（5000元）购买了“文革”后首次发行的国库券，另一半捐给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少年基金会。正是这种信念使她不改初衷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终于在她73岁高龄的1985年实现了她多年的宿愿。
父亲一生活了95岁，其中15年是在监狱中渡过的。如果说，解放前他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中，所经受的主要是肉休上的酷刑摧残的话，那么，“文革”中的八年狱中生活，他所经受的便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了。生活的艰难对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是相当严酷的。然而更加严酷的却是专案组一次又一次的“审讯”，那种怀疑的眼光和训斥的口吻，那种硬是要你接受子虚无有的诬枉不实之词的武断。而这一切全都是在“党”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一个把党的信任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党员来说，会是怎样一种难于忍受的巨大的精神折磨！他虽曾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写过无数次申诉，但这些材料却全都石沉大海，不知去向。
时光一天天流逝，而一切仍然毫无变化，专案组成员仍然是铁板一样的面孔，提出的仍然是他申辩过几百遍的那些老问题。何时才是尽头呢？父亲一定感到过极度的不平和痛苦，有一次当母亲翻拣他从狱中送出需要拆洗的衣服的口袋时，从中翻出一个小纸条，上面只有两个字：“冤枉！”——他除了向亲人诉说之外，还能向谁诉说呢？
专案组恐怕也有他们的苦衷和难处。后来我们就曾听专案组的一位负责人说过，包尔汉的结案材料他们曾上报了多次，但又多次被退回要求“补充材料”，即要求“升级”。作为执行者，他们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
父亲当时在政治上所受监视的严密和他不自由的程度有多么严重，从1973年我们到新疆探望他时的遭遇就可见其一斑。请求探监的申诉是我们几个在京的子女写的，到达乌鲁木齐后，那里的哥哥姐姐们也想一同去监狱探望，却遭到拒绝。经过一再请求，才准许木拉提同我们一起去探望。“严厉”到这种程度，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我们前往探监时，专案组选派了一位精通几种语言的成员负责监听，后来听说在我们会见的小屋的外面还安排了更多的监听者。在那样一种条件下的会见，气氛自然是令人心酸的。父亲为了使气氛多少显得自然、缓和些，便用阿拉伯语向他疼爱的小女伊丽菲拉问候。伊丽菲拉“文革”前在外国语学校学阿拉伯语，也用阿拉伯语回答了父亲的问候。没想到这样几句简单的问候，竟使那位监听者勃然大怒！他先是厉声质问我们说的是什么？他们在选派监听者时显然忽略了父亲还精通阿拉伯语。既而严厉警告我们不许用他们不懂的语言交谈。结果，气氛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变得更加令人窒息了。那位监听者始终严密地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在我们把从北京带来的几张家庭照片交给父亲时，也要从我们手中夺去经过他正面背面的反复审视。后来，当专案组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同意我们第二次会见父亲时，向我们提出的第一条“纪律”，就是不许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同父亲交谈！
眼前的现实虽然如此严酷，但父亲还是以他特有的顽强，经受住了一切，并对最终搞清他的问题抱着希望。这恐怕是支持年逾八旬的他鼓足勇气坚持活下去的一种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所以，狱中的八年，就父亲的总的精神状态来说，应该说仍然是相当乐观和坦然的。而恰恰是他精神中的这些方面，给他周围的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在狱中，父亲除了接受“审讯”和写交待材料外，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和写作。后来，有些曾经在父亲专案组工作过的同志和曾经“看押”过父亲的解放军战士对我们说过，当时最使他们感动的一点是，他们每次见到父亲，几乎总是看到他在用一个高倍的放大镜认真地读书或写作；他们在他的身上从未看到过任何的愁苦悲观、失望的情绪，从未看到他流过一滴眼泪，而总是看到他那么乐观、开朗、坦然。
一度担任过父亲专案组副组长的韩英珊同志在“文革”后写了一篇名为《生命之灯》（载于1980年6月20日《北京晚报》）的文章，文中说：“当我在审讯者的位置上触及他的目光时，感到自己是虚弱的。本来我想他那眼神肯定是愁苦、忧伤、委屈，甚至是可怜的；实则不然，他那淡黄色的眼睛里溢着光彩，像大漠飞扬着金尘，边塞风卷着野火。一双多么热烈、坦然而乐观的眼，……”“他写过很多很多关于自己的材料，也写过不少上诉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信，还有日记、诗歌，甚至竟写成一部厚厚的科学幻想小说。
我每读着这些，面前就浮现出他的眼：在关押他的十平方米的暗房里，他伏在一张桌上，借手中的高倍放大镜，攻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几年中我数百次遇到他的眼睛，即便是大病染身时，也没见过他一丝泪影。”
父亲的坚韧精神和乐观、坦然，他的那种任何力量都不能摧毁的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不仅赢得了专案组内的一些同志的尊敬，尤其赢得了“看押”他的解放军战士对他的尊敬和爱戴。他们接受的任务虽然是“看押”这个罪名大得吓人的“要犯”，但他们却无论如何无法相信他会是“坏人”。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动乱的加深和生产的凋蔽，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打倒几乎所有老干部的怀疑和不满，他们同父亲的关系便日益从监视、看管变为融洽地相处。他们开始经常同父亲交谈，向他请教问题，特别是喜欢听父亲讲解马列主义。由于父亲年老，特别是他从盛世才的监狱带来的严重的关节炎，使他行动不便，解放军战士便尽可能给他提供方便，甚至帮他干活。有的战士复员时还偷偷把自己的地址和照片留给父亲做为纪念。在那样一种冷峻严酷的环境中，这些质朴战士的态度自然像一缕微微的暖气使父亲因远离母亲和家人而倍感孤寂的心感受到某种慰藉和温暖。所以，那些战士的地址和照片他一直秘密珍藏着。1975年我们接他出狱时，他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似的把它们从鞋垫底下取出来，交给我们，要我们好好保管。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的政治气象，不仅父亲在狱中有所感受，在狱外一人独居的母亲也深深地感到了。从她1966年陪伴父亲回到新疆，到她1972年返回北京以前的几年间，她在新疆虽然经受了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磨难：生活上有时甚至落到“乞食者”的地步，政治上遭到歧视，出门时有警察跟踪盯梢，把她当作贼当众羞辱，一些不明真相的孩子尾随她，大声呼喊着“包尔汉——包尔汉——包尔汉，”还从远处用石头掷打她。然而，她同时也得到了许多人暗中的支持、关怀和帮助。由于她在新疆曾长期从事教育和妇女工作，她的学生和解放初她曾帮助从封建婚姻下解救出来的妇女是很多的。她们会避开监视偷偷地探望她，告诉她说，她们了解她，信任她；她们自己不便出面帮助，就指派自己的孩子去给她送牛奶、干活。直到我们后来去探望时，仍发现母亲周围总有一些孩子在帮她干活。母亲还告诉我们，有一天晚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者敲门说，要为她做祷告，进门后果然做了长时间的祷告。然后对她说：“我们知道你们不是坏人，老百姓的心中像明镜似的。你们现在受难只是暂时的，胡达是有眼的，他会让你们蒙受的冤屈得到澄清的。”母亲说，老者的话对她震动极大，使她更加坚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鼓励,给了母亲巨大的力量，她能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活下来，同这种力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1971年，菲拉曾经去乌鲁木齐看望母亲，见她瘦成一副皮包骨头的样子，伤心和冤屈的泪再也忍不住了。此后，我们得知母亲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便向有关部门请求将母亲接回北京治疗。1972年这一请求获得批准。夏提便去乌鲁木齐接母亲回京。离开乌鲁木齐之前，二姐苏尤木将母亲和夏提接到自己家里。二姐夫尚在监禁之中，除了他之外，努斯热提、木拉提两位哥哥、嫂嫂和许多亲友聚集在二姐家中，吃了一餐晚饭，同时也是给母亲送行。他们都再三表示，父亲的一切将由他们负责照料。那时，“文革”的前途、父亲的前途都在未卜之中，这一艰难而艰苦的照料直到父亲出狱、直到返回北京。
母亲带着未了的心愿回到北京，但是她对父亲的牵挂，却丝毫未因她离开而稍减。她经常督促我们给父亲写信，像她仍在新疆一样时时惦念着狱中的父亲需要什么，催促我们寄去。1977年重病缠身的父亲，在渡过了出狱后两年多“群众专政”的软禁生活之后，终于回到北京。感谢党的政策，两位老人终于在我们的身边渡过了他们幸福的晚年。
1989年8月，父亲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不幸去世。1990年3月，母亲坐在医院的沙发上，因心脏骤停猝然辞世。两位一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伴侣，在走完了他们充满光荣与苦难的生命历程后，就这样几乎是同时离我们而去了。半年时间内我们接连失去了两位亲人，心情的沉痛与悲苦是不言而喻的。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他们去世后，党和政府给予他们很高的评价；而且，在他们的遗体送回新疆后，无数群众自发悼念他们的许多感人的场面，更向我们证明：新疆各族人民从自己的心底肯定了他们为新疆人民所作的贡献！他们在世时，由于各种人为的阻隔，虽然经受了长期的分离痛苦；而在他们去世后，终于在环境优美的乌鲁木齐革命烈士陵园内永远并肩而眠了。
时光流逝，往事如烟。当那些曾经喧嚣一时的虚伪和狂热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益变得暗淡的时候，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将会从一向蒙蔽着它们的历史尘埃中显露出自己固有的光华。历史将会对一切做出公正无私的评价！我们坚信，父母亲在经历了一生的艰难坎坷以后，终于可以带着欣慰而安息长眠了！
（作者系包尔汉•沙希迪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