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早期对中国传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经商方式进行的。正如美国学者李普曼在其《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一书中所说：“伊斯兰教没有用武力便进入了亚洲的山地、热带的水田和非洲的丛林，并没有一个中央当局派遣传教士，人们想到哪里去做生意，生意就做到哪里，宗教也带到哪里。”据《敦煌石室遗书》载：唐开元（713-741年）时期，“[大食商人]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取诸宝物，……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

唐代海外交通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往东，至新罗、日本；另一条往西，经东南亚、南亚，到波斯、阿拉伯。扬州是这两条海外通道上的重要口岸。海外穆斯林商人由波斯湾与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至南海，就到达我国广州。《敦煌石室遗书》记载的就是这条路线。大食商人们从广州登陆后，沿着粤赣通道上的梅岭之路，经洪州，由汉水入长江，就可以东下扬州。唐代杜甫《解闷》诗之二曰：“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唐代宗大历元年(766) ，杜甫正流寓在四川夔（kuí）州府。他寓居在祖国西陲，却始终心系中原的形势安危，恰好遇见几位大食“商胡”要由这里顺长江东下扬州，到那边去做生意，诗人便萌发了与之同游之念，用以了解淮南一带经济社会状况，进而解除自己的忧国忧民情思。9世纪中期，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在其《道程及郡国志》中，明确记述了唐代四大外贸港口：交州、广州、泉州、扬州。他对于扬州的描写不仅十分生动，而且特别准确，说这里“有鹅、鸭及其他种野禽”，扬州人“有地惟栽竹，无家不养鹅”。从这两段资料可以想见，早在唐代，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们便已经踏上了扬州这片沃土，使这里成为中国对西域商业贸易的重要基地。

来扬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数目很多。据《旧唐书•田神功传》记载：唐上元元年（760），田神功军队开到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其人数之多于此可见一斑。蒋华在《扬州港与波斯文化的交流》一文中也写道：唐时扬州有波斯人聚居的“波斯庄”，不仅文献中有记载，而且现今在扬州东乡确实有一个名叫“波斯庄”的村子。考其地位置，在今江都县昌松乡，这一带是唐代扬子江入海口北岸的港口之一，当为波斯商船停泊的码头。“波斯庄”的形成也告诉我们，当时来扬州进行贸易活动的波斯穆斯林商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穆斯林经营的外贸项目多、数量多、规模大，有力地促进了扬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海外交通的发达，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扬州这座新型商业城市迅速崛起。江南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作物，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盐，江淮、两湖、岭南地区乃至四川地区的米、茶、丝、锦等各色经济货物，纷纷涌向扬州，经过穆斯林商人之手，将这些物资，特别是丝绸、瓷器、茶叶等大宗中国特产转运到波斯、阿拉伯地区，摆上那些地区“巴扎尔”（集市）的货架、摊头，促进了西域伊斯兰地区国际贸易港的繁荣与发展。他们在扬州开设“胡店”、“波斯邸”等商店、货栈，不仅营销各种海外商品，如香料、海药、珠宝、象牙以及金银铜器等手工制品，而且兼营金银财宝、贵重物品等货物存放、批发、贮藏和银钱拨兑等业务。《太平广记》卷17载：李生欠官钱二万贯，在扬州遇见卢二舅；卢慷慨答允代他还债，并交给他一根拄杖，让他“将此杖于波斯店取钱”。李生持杖找到波斯店，店主见杖，听李生讲明原委后，便“依言付钱，遂得无事”。讲的是波斯穆斯林商人讲究诚信、见物兑款的故事，从中也让我们看到他们所经营的银钱拨兑业务。

扬州地处江淮之间，运河之滨，沃土平旷，水利纵横，劳动力充足，农产品丰富，唐贞观时即已成为我国东南地区主要的粮食基地之一。与此同时，受海外贸易的影响，扬州城内手工业、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据《太平广记》记载，当时扬州城内有很多铜坊、纸坊、冶成坊、官锦坊等手工业作坊，扬州的铜器制造业、制帽业、珠宝业、造船业等均享誉海内外。有文献称，当时扬州城内各色店铺、“柜坊”、“飞钱”、客舍、货栈，胡店、波斯邸、波斯庄，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形成白天“十里长街市井连”，晚上“夜市千灯照碧云”的繁荣景象！洪迈《容斋随笔》卷9载：“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这种发展与繁荣的一个极为重要因素，就是海外穆斯林在扬州的往来贸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