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幼承家学，游历中外：

治学根基与开阔视野

哈德成生于经师世家，父亲哈希龄是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教长。他幼年“入私塾习儒学”，家人“亲授以天方文字”，使他有了经汉兼修的基础。此后，为精进学问，他先后负笈江苏镇江、河南清化镇等地，师从王宝云、刘玉振等著名经师，接受系统的经堂教育。清末民初，社会鼎革，民生多艰，哈德成深感“欲谋兴教兴学改革旧习，势非自有财力不克”。1913年，他应上海商人马晋卿之邀，与刘彬如、杨福洲等共同创办“协兴”公司，决意“以商助学、以游广见”。其后十余年，哈德成常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埃及，经理商务。他在海外“学习印度文、英文”，遍访学者，考察各国伊斯兰教实况，并大量采购伊斯兰教经籍运回国内。这段独特的经历，使他精通阿、波、英、乌尔都等多种语言，成为当时“宗教学者中懂得外国语文最多的第一人”，其眼界与胸襟大为开阔，为日后做好中国伊斯兰教的健康传承积累了见识与资源。

二、兴学创会，译经弘文：

文化实践与学术贡献

1924年，哈德成自国外回到上海。次年，他被推举为浙江路清真寺教长。他深感宗教的健康传承必须依靠集体力量，1925年6月，他与马晋卿、伍特公、沙善余、刘彬如等人，在哈少夫、马乙棠、金子云的赞助下，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回教学会”。学会以“阐明教义，提倡教育，联络中外穆斯林情谊，扶助回教公益事业”为宗旨，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学术文化团体之一。学会创办的《中国回教学会月刊》，被时贤白寿彝誉为民国回教期刊中“最严肃最充实者”，成为阐扬正学、沟通中西的重要平台。

在哈德成看来，经典若不能以本土语言精当阐释，则真义难明，高质量的汉译本是促进宗教理解和宽容、推动宗教中国化的关键。他将汉译《古兰经》视作毕生志业，认为经典“只能陆陆续续地有较好的译本，有更好的译本，但是我们不能有标准的译本”。1926年，“中国回教学会”成立译经室，他作为核心主持者，与伍特公、沙善余开始了艰辛的译经工作。其翻译程序严谨而独特：先由哈德成依据阿拉伯文原本逐段讲解，伍特公笔录成初稿，再由沙善余参照印度学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译本反复斟酌修改，最终由哈德成审定。这种结合了传统经学功底与现代翻译方法的工作模式，确保了译文的质量。至1929年，他们共同译出前三卷，在《中国回教学会月刊》连载，以其“醒正无疵”的文字，在学界引起重视。

此后，他尤为重视支持弟子马坚的译经工作。1939年，马坚自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成归国后，哈德成不仅亲赴香港迎接，更在其后于上海、云南沙甸的日子里，持续与马坚讨论经义、校订译稿。在沙甸，他每日清晨与马坚、马占魁“校订译稿，孜孜不倦”，并将自己的意见记在纸片上。今日广为流传的马坚译本《古兰经》，凝聚了哈德成的大量心血与卓见，实现了他“将天方经典，以中华文字体其精微”的目的。

与译经事业相辅相成的，是教育革新。哈德成深感传统经堂教育在当时的局限，力主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人才。1927年，在他的倡议与推动下，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得以创办。该校在教育理念和课程设置上大胆革新，既教授伊斯兰教传统宗教科目《古兰经》、圣训、阿文修辞学等，还开设国文、历史、地理、哲学、英语等现代课程，力求做到“经汉并重”，旨在培养复合型人才。学校还资送马坚、金子常、胡恩钧等优秀毕业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开创了近代中国穆斯林留学国外的风气。

三、爱国爱教，共御外侮：

民族气节与抗战言行

哈德成一生坚信“爱国爱教，密不可分”。他将爱国情怀提升到信仰高度，1942年，他在西安演讲时痛切陈词：“中国回教是和全国同胞一样的爱护国家，保卫国家。如果回教人不爱护自己的国家，他的信仰就不完全。”这一思想与王静斋所倡“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完全共鸣，成为近代中国穆斯林爱国主义的核心理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哈德成立即以实际行动投身救亡图存。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次日，他便与一众爱国人士紧急商议，成立上海回教难民救济会，先后在浙江路清真寺、福佑路清真寺等处设立回教难民收容所，收容、救济了近三千名各族同胞，并为他们提供衣、食、住等生活必需。他坚定支持爱国报人杨玉书创办《绿旗》月刊。该刊在“敌伪严密包围监视之下，犹能努力阐扬教义，宣传抗战”，哈德成是其坚定后盾。当日寇宪兵至寺搜捕杨玉书时，他“觑见情况危急，便通知杨玉书先生赶快离沪”，使志士得脱虎口。上海沦陷后，社会环境愈加险恶。日寇为推行“以华制华”策略，企图组织伪“回教联合总会”，并威逼利诱哈德成出任顾问。面对胁迫，他风骨凛然，决意不为所用。他曾对挚友马晋卿坦言：“万一日本特务拉下脸来，就不好办了。”1942年3月18日，他化名“马国成”，悄然离沪，辗转奔赴抗战大后方。途经西安、重庆等地时，他多次以“回教教义与抗战”等为题发表演讲，阐释伊斯兰教主张的公正、仁爱、团结、奋斗、爱国等信条与抗战精神的契合，疾呼“中国回教是和全国同胞一样的爱护国家，保卫国家”，号召穆斯林“绝无妥协屈服”，抗战到底。在重庆，他受聘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编译委员会主任，利用一切场合宣传抗日救国。其行其言，极大鼓舞了全国穆斯林同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决心，展现出爱国宗教界人士的气节与担当。

上海清真西寺（今小桃园清真寺）藏哈德成采购经籍

四、伊儒会通，文明互鉴：

宗教思想中国化的自觉

哈德成的学术与实践中，蕴含着自觉推动伊斯兰教与中华文化相融合的意识。在为冯炳南所编《回教入门》作序时，他明确提出：“各教持说虽殊，而其重道德、屏私欲、致治平、福人群之宗旨则一。”这一说法超越门户，直指各宗教劝善淑世的共通本质。在阐释教义时，他常援引儒家经典。如论“顺主”之道，则引《礼记·祭统》“无所不顺之为备”；论“宽恕”之德，则合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女儿婚事上，他以“打破社会上以继室为耻之陋习”开明处之，展现出通权达变的智慧。这种阐释路径，并非简单比附，而是寻求儒伊文化传统在伦理道德层面的深层共鸣，力图让伊斯兰教更容易为各界理解和接受。

在沪期间，哈德成是“伊斯兰教内参加沪上各宗教对话演讲次数最多的”阿訇，主动开展宗教对话，促进文明互鉴。他曾在尚贤堂、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等处演讲，介绍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礼仪习俗，主张“宗教与科学性质虽不同，而其有益于国是人生则同，故可并行不悖”。他视此类演讲为“明正道之真谛”的良机，而非争辩高下之战场。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误解，他与达浦生合作撰写《播音》稿，以理据澄清事实，既维护了信仰尊严，也促进了相互理解。

在创办新式学校、改革教育内容、组织学术团体、翻译宗教经典，打破教派隔阂这些具体实践中，哈德成均主张新旧融合。这体现出他不泥古、不守旧，主动寻求宗教与时代同步、与社会适应的努力。他倡导的“敬主、爱人、化己、达真”的伦理观，将信仰修养与社会道德、国家责任紧密结合，为穆斯林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提供了价值指引。

1943年10月，哈德成于云南沙甸逝世，享年五十六岁。在短暂而充实的一生中，他从经堂走向世界，又自海外回归危难中的祖国，从立会办学、主持译经，到抗战时期宣传救国，充分体现出近代中国穆斯林学者在时代变迁中的文化自觉与社会担当。哈德成的生平启示我们，我国宗教的健康传承，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丰厚土壤，必须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所践行的译经以通义、兴学以育才、立德以报国的道路，正是宗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与中华文化相融通的生动体现。

[作者单位为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