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尹光宇生平及救国实践

尹光宇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893年，他出生于重庆奉节一个穆斯林家庭，自幼学习阿拉伯文，后进入新式学堂接受现代教育，曾赴英属锡兰洛雅大学攻读文学。宗教与世俗并重的教育背景，为其日后融汇爱国思想与宗教情怀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国后，尹光宇以多种形式投身救国事业。1913年，他组织成立回教青年演说社（后更名为东亚清真青年社），团结我国伊斯兰教爱国志士，阐扬伊斯兰教义中的爱国精神，倡导“救中国之危而应世界之需”。1916年，他先后在上海创办尚文高等小学和崇实高等小学，推行实用主义教育，注重人文与科学结合，力求教育救国。1919年，他将辑录的爱国爱教谚语与个人体悟编成《人生百决》刊行，唤醒穆斯林民众的国家意识。1920年，他在上海创办《清真月刊》，系统阐述“国性”观念，解析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提倡爱国爱教，强化国民意识。20世纪30年代，他致力于民族教育与赈灾事业，撰写文章，编译多部赈灾著作，践行“救国必先救灾”的理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辗转武汉、广西、重庆等地，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工作，曾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员，撰文揭露日本分化中华民族的阴谋，呼吁民族团结。1943年，他在云南完成《中华民族同源论》，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与共同命运。战后，他继续投身教育事业，在云南创办文明中学，并担任昆明明德学校阿文专修部校长，始终秉持教育救国的理念。

尹光宇的一生，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其思想与实践涵盖国家观、民族观、教育观、宗教观等多个维度，而爱国救亡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他的学术探索与现实行动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构筑了深厚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我国宗教界在近代国家危难中主动担当的历史缩影。

二、尹光宇对国家认同的构建

国家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属国家共同体的身份确认与心理归属，也是凝聚国民爱国情怀、引领实践行动的核心精神支撑。引导与塑造国家认同，始终是尹光宇爱国思想的核心要义。他从国民义务、国家地位、“国性”建设及中华民族认同等多个理论维度出发，向广大穆斯林群众宣传国家认同理念，为凝聚民族力量、共赴国难提供了思想支撑。

其一，阐释国民义务，强化身份认同。尹光宇以国民义务为核心，立足国民教育实践和倡议行动，积极培育与引导普通民众树立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大力倡导兴办国民教育，以小学教育夯实根基，塑造合格国民素养，并以民族教育与实用教育相结合的中学教育为支撑，引导青年担负起应有的国民责任。尹光宇指出：“吾辈虽为回教信徒，然为中国人民，生于斯土，长于斯地……天下兴亡，人尽有责。”抗日战争期间，他倡议全国穆斯林同胞捐款购机抗日，以实际行动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引导他们汇聚于国家救亡的大业之中。

其二，主张“国家至上”，厘清政教关系。尹光宇强调“无国教门难兴”。他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比喻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指出国家的存续是宗教发展的前提。他提出“国赖民以存，教赖国以兴”，爱国与爱教具有内在一致性，宗教信徒应“视教之衰如国之衰，痛国之亡如家之亡”，将国家利益置于首要位置。他翻译并引用“保国属于天命”“爱国亦在信德之中”等语句，以国民身份重新定位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唤醒穆斯林群众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

其三，重视“国性”建设，强化内在认同。尹光宇认为“国性”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支撑，其在国家建构中具有根本性意义。他强调，“一国之有国性，正与一人之有人性等也，人而无性不得谓之曰人，设使一国，而亦无性，亦必不得成其为国”。国性存亡直接关系国家命运，“国性存者，则可能自主，国性失者，则必灭亡”。基于此，尹光宇将“国性”解读为国家在语言、文字、宗教、种族、风俗、思想等诸多层面所形成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是维系民族存续、支撑国家自立的精神根基，以此来强化国家内在凝聚力与民族共同体认同。

其四，提出“中华民族同源论”，铸牢共同体意识。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尹光宇吸收梁启超、顾颉刚等人的民族理论，系统阐述“中华民族同出一元”的观点。他从历史、地理、人种等角度论证中华民族的共同起源，指出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同为中华儿女，文化上“大同小异”，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整体。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一家，世界一人”的理念，倡导超越族际界限的团结。这一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激发各民族共同抗敌的意识，为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侮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尹光宇还强调了历史对民族存续的关键意义，主张救国必先熟读史书、珍视诗词歌赋等传统国粹，大力弘扬史诗书写的文天祥、岳飞、欧大任、秦良玉等英雄的爱国精神，以此来强化国家认同。

三、尹光宇思想与实践的时代价值

中华民族觉醒与成长的特定历史时期，为尹光宇爱国学术探索提供了思想土壤，也为其实践行动赋予了时代意义，使其探索与行动始终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同频共振。在当前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尹光宇的探索与实践，依然能为当下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彰显出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

（一）以时代需求为宗教健康传承导向，引导宗教界践行爱国理念。尹光宇毕生救国实践，始终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目标，以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需求为导向。归国之初，他紧扣构建国民认同的时代课题，借创办社团报刊之策，在穆斯林群众中提倡爱国爱教；新文化运动浪潮下，应教育救国的社会呼声，他以实用主义为指引创办新式小学，为基层知识普及与人才培育注入动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循全民团结御敌的时代召唤，他又辗转各地著书立说、投身赈灾，以文字唤醒民族共识，用行动支援抗战士气。其身体力行的救国实践，为今日宗教界践行爱国理念树立典范。当代宗教界人士更应该继承先辈爱国传统，洞察时代需求，以实际行动服务社会，将宗教界的社会责任从理念转化为可见可感的实践成果，既彰显宗教的人文关怀，亦深化宗教界与国家、社会的联结，实现信仰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二）强调国家认同思想，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尹光宇洞察国家认同的核心价值，通过激发集体记忆，构建其对国家的深层认同，实现个体情感与民族命运、国家安危的紧密连接，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提供重要支撑，亦凸显国家认同在时代困境中的现实意义。其以国民、国家、中华民族为递进顺序的认同建构路径，以及中华民族同出一元的理论阐释，有效消解民族隔阂，提升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各民族团结。

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增进“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认识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统一性。坚决抵制民族分裂行为，加强民族交流合作，凝聚中华儿女智慧力量，形成应对风险挑战的民族合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尹光宇确立国家至上原则，提出“无国教门难兴”的论断，明确国家是宗教健康传承的根基，并强调宗教信徒需履行国民义务、遵守国家法令、研习国家文化，实现爱国与爱教的辩证统一。

当下，宗教界应主动开展自我变革，通过解经释经中国化，挖掘宗教教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结合社会发展需求对教义进行时代化解读。此外，宗教界人士及信教群众还要提升国家与民族意识，将爱国情怀融入宗教信仰，全身心参与国家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李艳枝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部教授、杜佳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