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钟 哲

包容性是中华民族处理共同性和差异性、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关系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特质，蕴藏着和实生物、兼收并蓄等古老智慧。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概括并系统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重要一条就是“突出的包容性”。这种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对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赓续不绝，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古往今来，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交往交流交融，各宗教在多元并存中和谐共生，中华文明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这种厚德载物、涵育万有的包容品格，铸就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明气度。

各民族文化交融汇聚、多元一体的恢宏格局，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在民族关系上的集中体现。大约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新石器文化多元并立、区系互动，呈现出“满天星斗”式的文明起源图景。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春秋时期，“华夏”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其判断标准已趋向文化认同，而非单纯以族群分判。自此之后，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胡汉一体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族群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无不展现中原族群与边疆族群的相互交融、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彼此涵育。费孝通据此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多元与一体虽都称“民族”，层次却不同。这一格局的形成，“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正是源于包容精神和文化认同，中华文明才能海纳百川，吸收融合各民族文化，汇聚各家之长，成为各民族认同的文化共同体，形成道通为一、水乳交融的统一文化空间，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在宗教关系上的生动彰显。中国并非宗教主导的国家，但从古至今始终并存着丰富多元的宗教信仰。在远古时期，更多的是自发宗教信仰或自然宗教信仰。秦汉以后，建立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主流思想文化体系，注重主体性文化的塑造，同时对多元信仰抱持宽容态度。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中原地区；东汉末年，道教正式创立。加之后来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兼有少数其他宗教和多种民间信仰，共同造就了中国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共生的局面。任何宗教，只要不损害中华本土文化的根本、不违背既有的政治秩序，都能在中华大地上获得包容与接纳。当然，外来宗教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外来宗教与中华本土文化“你影响我、我影响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当看到的是，不同于一些文明容易出现非此即彼的信仰对立，正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外来宗教实现本土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这印证了文化交流的普遍规律，即外来文化的自适性离不开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外来文化主动调适，本土文化宽怀涵容，二者相济，方有外来文化落地生根、化育新生。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还始终贯穿于交相辉映、异彩纷呈的中外文明交流史之中。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完成“凿空之旅”，开辟了横贯亚欧的陆上丝绸之路。同一时期，通向南海、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已扬帆启航。它们既是外交之路、商贸之路，更是文化之路。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四大发明、养蚕缫丝等技术传向世界，域外的天文、历法、医药、乐舞等知识技艺也渐次传入中国。千百年来，驼铃声声、舟楫相望，积淀成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泛海东来，带来欧洲自然科学知识。徐光启主张“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希望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有所超越，遂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成为西学东渐早期的代表作品。与此同时，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形成17世纪至18世纪的“中国热”，深刻影响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启蒙思想家。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彼此激荡，绘就了中外文明交流史上双向奔赴的壮丽图景。楼宇烈提出，中华文明主张“存异互尊”，在保持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不同的文化、观念可以并存共处、相互尊重；一味寻求某种同一性以强求一致，反而会误入歧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既成就了自身的博大气象，也为不同文明携手走向未来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

二

一种文明的品格，从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数千年风雨中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以包容的气度涵容万方，与中华先民认识宇宙、安顿人生、经纶天下的独特智慧息息相关。探其源头、溯其流变，方能真正理解包容性何以成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国传统哲学从宇宙论层面提出“和实生物”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重要思想文化根基。中国传统哲学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追求万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境界，而非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抽象同一。《国语》记载史伯之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谓不同的事物相互之间调和平衡，方能丰长繁盛；若以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则难以为继。《周易》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中庸》亦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皆认为天地之道从不以消灭差异为能事，而是让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庄子》的“齐物论”，并不是要消泯万物之异，而是要在差异中看到平等，在多样中实现和谐。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尚书》中的“惟齐非齐”，《荀子》曾引此语，阐明以合理的差别达到有序的和谐的道理：要达到真正的“齐”，恰恰要以“非齐”为前提；一味抹平差别去追求表面之“齐”，反而可能导致最大的“不齐”。基于此，包容异质、涵育多元，是对天地规律的自觉体认。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实生物”的观念。图为宋刻本《国语》，其中载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由宇宙生成之理落实于人伦日用，塑造了“和而不同”的兼容相处之道。《论语》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君子行事讲究和谐，但不盲目附从；小人盲目附从，却不能和谐。在这里，“和”以独立见解为前提，“同”以丧失原则为代价。真正的“和”，需要深厚德性的支撑。《周易》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谓君子应当取法于地，以大地的敦厚之德包容万物。张岱年释“厚德载物”为“以和为贵、宽容博厚的精神”，并明确指出“‘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种包容并非无原则的迁就，而有其平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即忠恕之道。《论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论述，都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基于此类价值理念，差异就不会构成隔阂，多样也就不会妨碍共存，久而沉淀为中华民族关于群己协调共生的相处智慧。

包容不仅是一种宇宙观、价值观，更是在数千年政教实践中磨砺而成的治理智慧。广土众民、多族共处的超大规模国家，何以维系长久一统而不致瓦解？中华文明给出的答案是以包容求有机凝聚，而非以同一求机械拼合。《礼记》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道出了历代“因俗而治”的内在机理。唐有羁縻、册封之制，元明清有土司、盟旗之设，皆以“因俗”之方式最终达成“一统”之实效。制度层面的包容主要解决“共处”的问题，更深层次的“认同”塑造则有赖教化之功。在这方面，汉字作为音形义的统一体，能够超越方言乡音，使操不同语言、属不同族群者共享同一套文化符号；经典所承载的仁义礼智信、修齐治平之道，贯通个人伦理与家国秩序，构成全社会共遵的价值准则；科举取士让寒门、边疆之士可凭自身才学跻身通显，认同之门遂向一切向化者敞开。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这种既包容多样性、又激发凝聚力的政教传统，使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有别于依靠同质化整合的帝国治理模式，成就了多元一体的独特文明形态。

三

纵观古今、环视全球，因族群偏见而起的分歧、因宗教分立而兴的争执、因文明傲慢而致的隔阂，在人类历史上此起彼伏、至今未绝。相比之下，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长期和睦共处，各宗教始终多元并存，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持续交流互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包容之路。然而，一些西方学者把西方经验作为普遍尺度，以“民族—国家”模式丈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以排他性宗教经验丈量中国多元信仰的和谐史，以文明冲突、殖民扩张经验丈量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史，对中华文明的包容传统不仅视而不见，甚至因误解、曲解形成一些偏颇之论。

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图为2025年9月22日晚，在“相约敦煌”国际文化交流演出活动现场，来自甘肃省演艺集团的演员展演《乐动敦煌》选段。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摄

其中一种主要的偏见，可被称作“同化论”。一些域外学者沿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经验，把“国家统一”与“文化同质”视为同一过程，据此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解释为中心对边缘、多数对少数、汉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强制整合。另有一些学者则基于西方近代殖民历史，把中国历史上边疆族群入主中原、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转译为近代殖民主义式的征服与支配。问题在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以单一民族、单一语言、单一宗教为理想形态，这套经验本不能套用于多族群、多信仰共同创造的文明共同体。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边疆、农耕与游牧、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通有无、双向影响，多种宗教与民间信仰长期在同一片土地上共生并存。诸多史实都表明，中华文明内部的整合绝不是单向度的“同化”，而是多向度的“涵化”。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特质，形成并充实了中华文明的整体。

“排外论”是另一种影响较大的偏见。这种论调把中华文明描绘成一个自我中心、闭关排外、缺乏消化吸收外来要素能力的文明形态，似乎拒斥外来文化成了中华文明的本能。一些人以明清海禁和乾隆帝致英国国王敕谕中“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之语为据，断言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是中华文明的固有特质；又或以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遭遇，倒推中华文明从来缺乏开放意识。虽然明朝后期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在内部矛盾和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但以数千年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中华文明从来不缺乏认识他者、吸纳异质文化的胸怀和能力，中华民族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以一时政策代替长时段历史，以特定语境中的言辞概括文明整体，显然失之偏颇。真正需要辨析的，不是中华文明历史上有无自我收缩的时刻，而是这种时刻能否被夸大为文明的根本属性。“排外论”不仅低估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历史容量，也忽视了中华文明在接触、选择和消化外来文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工具论”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偏见。它承认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存在多元并存、兼收并蓄的现象，却将其解释为“帝国”维持超大规模统治的实用策略，而非出于内在的文化自觉。在这种叙述中，“因俗而治”被说成降低统治成本的技术手段，宗教宽容被说成维护政治稳定的权宜之计，吸纳外来文化被说成巩固政权合法性的现实考量，由此得出包容性只具有维持统治的工具性意义，而非中华文明的特质。“工具论”的要害，在于以功能解释替代本质判断。如果包容性被简单化约为治理之术，其所蕴含的“有容乃大”的天道体认与实践属性便被遮蔽。如此一来，就难以洞察其何以能够超越王朝鼎革、制度损益而绵延不绝，塑造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为政之道。把数千年历史演进中沉淀下来的文明特质，说成是政策工具，实质上是以功利逻辑消解中华文明“以包容求凝聚”的深层智慧。理解中华文明之所以可久可大、根深叶茂，就要深刻认识到包容不是达成凝聚的外在手段，而是这种凝聚得以可能的深层缘由。

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人类社会面临着思想割裂、文化纷争的共同威胁，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走向冲突还是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对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胸怀、博采众长的态度，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意义重大。中国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展现了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气度和风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深刻洞见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胸襟与担当。面向未来，应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汲取思想营养，赓续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包容基因，为共建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