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我们常常礼赞那些冲锋沙场之上的英雄人物，但也不该忘记看似温软的回族文人群体，也曾用一支笔作为匕首投枪，挺立在弥漫的硝烟中，代表着一个民族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中发出过嘹亮的声音。适逢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八十周年国家公祭日，重温起他们在抗日战争年代走过的道路、写过的作品，不禁感慨万端。特作专题以告慰历史，启迪来者。
硝烟中挺立的笔
——抗战时期回族作家之群塑
有过这样几首广为传唱的名曲，冼星海对眼前桂涛声跋山涉水亲手送来的新歌词，不禁多了几分期许。他在油灯下凝神看着，越看越兴奋，赶紧用笔把灵感记了下来。送走客人，作曲家一夜之间将曲谱就。
1938年7月，纪念抗战一周年群众歌咏大会就要在武汉召开，周恩来和郭沫若正在做准备工作，得知桂涛声和冼星海创作了这首《在太行山上》，便前往武昌冼星海的住所先睹为快。斗室内，冼星海正全神贯注地坐在钢琴前，边弹边拿笔在纸上修改曲谱，未发觉有人到访。周恩来、郭沫若便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一曲终了，郭沫若才捅了捅冼星海的后背：“星海，周副主席看你来了。”冼星海忙站了起来。郭沫若说：“星海，你先试唱一遍，我和周公当你的第一个听众。”冼星海说：“这是一首二部合唱，需要有一个人和我配合。”周恩来便说：“你唱主旋律，我唱第二声部，如何?” 冼星海惊奇而又兴奋地说：“好!”
雄浑的歌声如波涛翻卷。周、郭当场拍板，确定《在太行山上》为演出曲目。据说那场歌咏大会盛况空前，《武汉文史资料》是这样记载的：长江“水上歌咏大会”尤其动人，无数条大小船只上都有歌咏队在唱歌，高亢的歌声以武汉江面为中心，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歌的狂潮。冼星海在《创作札记》中则回忆到：“听众大声喝彩，要再唱……”
《在太行山上》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特别是在太行山区影响最大，随即成了游击队队歌。铿锵有力的歌声在太行、吕梁、五台飞扬，在晋察冀边区飞扬，在大江南北的19块敌后根据地飞扬，到处都是“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的歌声。朱德总司令听到这首歌后，大加赞赏，竟把歌词抄录下来，随身携带，不仅自己学唱，还要求全军学唱。
半个多世纪过去，很多观众还记得，2005年央视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八路军》，所用主题歌正是这首《在太行山上》。据说拍摄前，导演带领剧组到太行山区体验生活，他们没有想到，在大山深处，在偏僻的山村，人们独独对这首歌是那么熟悉。不但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会唱，而且年轻人，甚至孩子都会唱上几句。真是找不到、也写不出比它更合适的主题歌了。
好多大型晚会中，《在太行山上》总是无法割舍的洪钟大吕。在国家大剧院一次抗战纪念音乐会中，我亲眼见到歌唱家唱这首歌时眼含泪光，而快板响起时，观众席中也一阵阵地沸腾起来。的确，流传于世的抗日歌曲甚多，但词句如此富于美感和力量，词曲配合如此谐和者，似屈指可数。
倘若涛声先生在世，知道他的太行山仍岿然屹立，浩气长存，定当欣慰不已。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文艺长卷中也曾留下回族儿郎的千钧一笔。
穆青：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
秋天，数十里纵深的芦苇在呼啸着，漫天飞舞着雪白的芦花。偶尔一条银色的鱼带着泼刺刺的水声，欢愉地从莲叶间跃出水面的时候，一群群潜伏的水鸟，便带着低沉的呜叫，来回地从湖面掠过。……这是白洋淀上美丽的季节，也是水上英雄们活跃的好时候。
这优美的段落出自一篇叫《雁翎队》的通讯文章。提起此文，新闻界的人们无人不晓，因为这篇通讯所采用的散文笔法，可谓中国新闻史上另开生面之举。而对于更广泛的读者来说，大家好像更愿意把这么美好的文字索性当做散文来读，与同时期的美文相比，那文字的质感、格调毫不逊色，理当在文学史上留下珍贵的记忆。
我喜爱《雁翎队》，也十分地尊敬它的作者：穆青先生。
穆青先生的有名，真不该由我这样卖弄式的说出。试问，稍加关心文化的人，有谁会不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这样一些著名的通讯作品呢?它们都出自穆青之笔啊。曾任新华社社长的“人民记者”穆青，就是凭着他毕生为祖国作传、为人民塑像、为大地立言的挺拔品质，被誉为“中国新闻界的脊梁和良心”，甚至“中国20世纪新闻史的写照”。
而在我眼中，穆青先生还有一个更亲切的身份，那就是一位具有高尚人格的回族文人。
穆青(1921—2003)，原名穆亚才，祖籍河南开封杞县，出生于安徽蚌埠，1930年举家迁返河南。5岁起师从祖父学习古文，1933年小学毕业，考入由其姐夫、教育家王毅斋博士主办的杞县大同中学。中学期间，穆青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创办进步学生团体“文学艺术同盟”并担任主席，出版文艺刊物《群鸥》，开始发表文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年16岁的穆青弃学出走，北上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投身于抗日斗争。1938年，他以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士兵日记和家书为题材，发表前线通讯《岛国的呐喊》，揭露侵华战争性质，并由此与新闻结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考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42年调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正式踏上新闻工作道路。次年8月，新闻名篇《雁翎队》诞生了。
关于雁翎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许多作家、新闻工作者都曾写过，而穆青确是写作雁翎队的第一人。
1943年的“七七事变”纪念日前夕，《解放日报》编辑部为了纪念抗日战争6周年，组织编辑记者深入各抗日根据地采写一批反映敌后军民抗战事迹的报道。穆青当时去中共中央党校采访了一位在白洋淀坚持抗日斗争的军队干部。从他的口述中，穆青了解到在白洋淀上活跃着一支由当地渔民和猎户组成的水上抗日游击队——雁翎队。
雁翎队队员都是大张庄、郭里口等附近村落的村民。在方圆几百里的白洋淀上，他们凭借密密的芦苇和千回百转的苇塘，用大抬杆、火枪、渔叉等武器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使日伪军闻风丧胆。穆青曾在冀中打过游击，多次在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两岸穿插，也曾在黎明或日暮时分在白洋淀附近穿行过，对那里的地形、地貌及抗日斗争情况很熟悉。于是，穆青以抒情笔法，写出了3000多字的报道，题目就是《雁翎队》。
1943年8月22日，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从此富有传奇色彩的雁翎队的名字便传向了各根据地。在延安，有人把这篇文章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和窑洞墙壁上。抗战胜利后，《雁翎队》一文还被选入许多版本的通讯、散文、报告文学集和中学课本中。后来，又应约在《人民文学》重新发表了一次。
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
雁啊，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
这是《雁翎队》开头引用的歌谣，至今仍流传在白洋淀上。白洋淀人没有忘记雁翎队，更没有忘记首写《雁翎队》的穆青。
白平阶：跨过横断山脉
白平阶先生作品集《驿运》
我对白平阶先生的了解，始于2012年参编《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之际。通过与白平阶先生的女儿，同为作家的白山大姐的密切通联，几番采访，一位远去太久的背影渐渐在我面前清晰了起来。我才惊讶地得知，这位先前并没有被学界足够关注和评价的作家，曾经是那么地有名，那么地有影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因发表《跨过横断山脉》而声名鹊起;而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古树繁花》，则是回族题材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
白平阶(1915—1995)生于云南腾冲。解放前曾任小学教员、《云南日报》记者、《昆明周报》编辑、商号职员，解放后曾任中学校长、德宏州政协副主席。1934年，19岁的白平阶因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被学校当局认定为“共产党”而开除。同年在腾冲和顺图书馆，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深受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急需一条可以直达仰光出海口的国际通道，以打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现有国际通道的全面封锁。自1937年底至1938年秋，在贫穷而封闭的滇西边地，爆发了一场自云南近代以来最悲壮恢宏的事件：每日数十万各族筑路民工奋战于荒山野岭、悬崖峭壁、急江大河、瘴疠之区，他们自带口粮、风餐露宿，凭着简陋的劳动工具，仅以9个月时间，就筑成了一条绵亘于千里群山之间的公路——滇缅公路(时称“滇缅路”)。其时条件之险恶，牺牲之惨重，进度之神速，让世界为之震惊。美国总统罗斯福称其为“一大奇迹”。英国《泰晤士报》则指出：“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到”。滇缅公路的修通，促成了有名的《桐油协定》的签订，吸引了大量国际援华军用物资，一度成为中国唯一国际通道，被世界誉为“中国抗战生命线”“抗战输血管道”。
面对滇缅公路抢筑、运输过程的伟大壮举，年轻的白平阶写下一系列这一题材的小说，最具代表性的奠基之作当属《跨过横断山脉》。
1938年秋，《跨过横断山脉》发表于香港《大公报》七·七抗战纪念特刊《我们抗战这一年》头条。此时滇缅公路尚未最后竣工，白平阶年仅23岁。《跨过横断山脉》刊出后，南洋各华文报纸纷纷转载，并先后被中国新文艺社收录在《黄河边上的春天》《冀村之夜》等三个版本的报告文学集和小说集(因《跨过横断山脉》真实再现了抢筑滇缅路的情景，在多次转载的过程中，也曾被视为“报告文学”)，其中两个版本均以头题位置刊出。
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出这篇作品当时在文坛的影响。《黄河边上的春天》一书中，共收录21位作家的报告文学名作，白平阶位列头题，其后便是丁玲、巴金、碧野、萧乾、靳以、萧军等名家。
为鼓舞民众，中共地下党则将《跨过横断山脉》和其他抗战小说一起，油印成册，广泛传播。负责中国抗日战争对外宣传工作的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很快将其译为英文，题目易为《在滇缅路上》，发表于伦敦《新作品》杂志。商务印书馆将这篇小说选入《中国战时短篇小说集》。作为当年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跨过横断山脉》首位责编，萧乾曾在晚年说：1939年春天，他之所以“一个人从香港奔往滇西”采访滇缅公路，写出了报告文学《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是因为看了白平阶的《跨过横断山脉》。
1938年底，白平阶来到昆明，拜会了沈从文，得到沈从文的肯定和鼓励，自此笔耕不止，一系列反映滇缅公路壮举的小说相继问世，在文学界异军突起，迅速成名。1939年6月出版的《今日评论》上，编者这样介绍白平阶：“白平阶先生……作品多就西南边境取材，因之别具风格，为西南作家最值得注意者”。1940年，胡绳主编的上海《读书月报》第一卷第十一期至十二期，发表《文艺上的全面战》一文，对抗战初始全国有代表性的十一篇小说作品及其作家进行分章评介，以证明“我们的文艺作者，也以笔如枪，在广大的社会中，分别为中国的新生而奋斗。”其中专门一章，对白平阶及其小说《金坛子》给予高度评价，称其“直接或间接地受了沈从文先生的影响……笔底下也划出了另一角落上的伟壮场面”。
1941年，沈从文慧眼识珠，将白平阶的《跨过横断山脉》《驿运》《金坛子》《风箱》和《神女》五篇作品结集成册，编为《驿运》一书，推荐给巴金。巴金将此书收入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于1942年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次年再版。白平阶由此成为云南第一位作品入选《文学丛刊》的作家，亦是云南两位入选者之一。据史料记载：《驿运》在昆明出售时，因其反映滇缅公路修筑和滇西抗战而引起轰动，被抢购一空。
这时期的白平阶，创作上进入高峰，但其生活却饱受战乱之摧残。时值滇西沦陷，乃至滇西大战，滇西各民族人民因滇缅公路而承受了惨重牺牲。直至1945年初，滇西收复，恢复通邮，远在昆明的白平阶方得知：在音讯隔绝的两年半时间里，他的父亲、妻子、一个弟弟和一个儿子，先后在战乱中死去。
苦难没有击垮白平阶，1944年8月，受李广田之邀，白平阶为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教授杨振声与李广田主编的《世界文艺季刊》创作了小说《古树繁花》。1945年6月，该作以头题位置，发表于《世界文艺季刊》创刊号。这篇小说充满了悲壮的力量和史诗的品格，被杨振声誉为“代表东方文化的作品”。而其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由回族人所写的回族题材小说。
可叹的是，如此影响卓著的一位作家，在其生命后半程却几乎不再创作，甘于做一名园丁，献身于边疆民族教育事业。然而烽烟荡去，白平阶先生为抗战中的中国留下的经典力作，随着时间的沉淀愈加显露出珍珠般的价值。
因为白先生唯一成集的那本《驿运》年深日久，已无处可寻。我在编选《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时，就特别希望能将白平阶的小说集收录进来。白山女士应承了我的请求，她跑遍图书馆、资料室，在民国的老书老报中一页页、一行行地寻找着父亲的遗作，把那些泛黄脆弱的繁体字一页页拍成照片，又敲录成电子文件。于是，一部重新收录编排的《驿运》就这样诞生了。
唯有经霜者才知春的美好。唯有理解白平阶的人才能读懂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