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举家革命，满门忠烈的丁氏家族[1]
1931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丁氏家族老少三代二十余人的命运，他们由辽宁本溪流浪到北平，在国破家亡的苦难中，全家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大潮中，也走上了追求进步的革命之路。
丁溪野是家中的长子，早年在东北讲武堂第十期工兵科学习，毕业后分到东北军第七旅当少尉排长。“9·18”事变之后，他看到当局奉行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义愤填膺，决然脱离东北军，筹建《清真日报》，走上了宣传抗战的道路。
丁铁石是丁溪野的三弟，1936年丁铁石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军先锋队，出任“民先”区队长。卢沟桥烽火燃起，丁铁石率领三十多位同学去山西太原参加抗战，加入了东北籍共产党人刘澜波成立的东北救亡总会。当年9月，丁铁石到五台山朱德总司令直接指导的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军事。12月，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分区，历任政治教员和副连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和营队政治教导员。1938年8月，丁铁石受党组织的委派，到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后介绍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
丁坚是丁溪野的四弟，参加了冀中回民教导总队，被任命为宣传干事。由于他出色的组织才干，被冀中军区任命为定县、无极、藁城、新乐县的扩军工作团团长和新兵第一团团长。1938年11月，丁氏大家庭留在北平牛街的男女老少，全都由冀中党组织派人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丁溪野参加了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的民运干事，他年仅十一岁侄儿的丁天真，也参加了总队的宣传队。1939年底，冀中区党委决定在天津以南津浦路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但由于日寇和汉奸的严密封锁十分困难，冀中区党委根据这一带回族居住区多的特点，决定派遣有文化，懂军事，社会经验丰富，且仪表堂堂又留有回民大胡子的丁溪野前往。1940年初，丁溪野得到青县地区开明阿訇田学深、刘凤祥的鼎力相助，通过沿途清真寺和回族群众的帮助顺利地通过了一道道封锁线和大大小小的据点，抵达了沧州地区。在工作中，丁溪野提出：“建立冀中回民支队的实践证明，发动回族群众参加抗战，打击日寇和汉奸，有着其它抗日部队所不能代替的特殊作用。”1940年7月20日，冀鲁边区回民救国总会成立。8月1日，冀鲁边区回民支队也正式成立，丁溪野为总会宣传部长兼第二分会主任。他深入群众，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深得人心，人们称他为“丁大胡子阿訇”。1943年，丁溪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城内北沟沿清真寺和牛街回民萧德福家等多处建立了联络点。这些联络站和联络点，负责护送去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并接送从北平投奔抗日根据地的统战对象，他还派遣一些阿訇去哈尔滨等地建立联络点。丁坚也调入东北工作委员会，并奉命潜入北平做回民工作。
丁氏大家族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投入革命斗争，有丁溪野的大堂兄丁溪正阿訇、丁溪野的二弟丁溪山等人。这时家住河北唐县杨家庵的丁氏大家庭，也成了根据地里的一个接待站，丁溪野的父亲丁全民、三伯父丁全山，也常常深入敌占区的危险地带，接送来往的工作人员。在这极危险的环境里，“他们全家人都参加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所委任的各项工作，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但他们全都义无反顾。”[2]1942年6月2日敌人包围了河北阜城，丁溪山的长子丁天真在与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方十五岁，是丁家牺牲的第一人。第二位是丁溪正的长子丁双祥，1940年年少的丁双祥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当卫生员，1943年日寇集中五万多精锐部队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毁灭性“大扫荡”，丁双祥在突围中牺牲。同年10月15日，杨家庵被围，日寇抓捕了年过花甲的丁全山老人，要他指出村干部并说出埋粮食地方，老人一字不说，恼羞成怒的敌人用乱棍猛击他的头颅，老人脑浆迸裂，倒地而亡，他是这个大家庭为国捐躯的第三人。面对日寇的残酷的大扫荡，当年12月晋察冀分局领导决定把丁家老少送往延安，途中遭遇日寇的装甲巡逻车，丁家老小被冲散，三天之后家人才得以聚拢，但裹在背篓里的两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丁溪野的孩子丁天胜和丁溪山的孩子丁天德已因冻饿、颠簸而死(1948年春，常年随军转战的丁溪山，因积劳成疾亡故)。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丁氏一家人终于辗转到了延安，被安排在大砭沟清真寺住下。不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枣园接见了丁溪野的父亲丁全民和母亲张氏，表扬了他们一家人爱国热情和忠勇作风。
1946年6月国内战争爆发，丁铁石被任命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和中共辽东省第三地委委员。1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东北局决定，从新四军、八路军和民主联军中，抽调一千多名战斗骨干和师团连排的干部到大连市创办一所坦克学校，为日后在人民军队中普遍建立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培养中坚力量。丁铁石被任命为坦克学校的副校长，负责全校的实际领导工作。1947年丁铁石参与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解放军总部战车团，任副团长。1948年9月，丁铁石率领战车团参加了辽沈战役的第一场大战的锦州之战，解放了锦州后，全团随即隆隆东去，参加了沈阳解放战，在与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缴获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坦克营、一个装甲兵团和一百多辆汽车。1948年12月，丁铁石率领一个坦克营、一个装甲车营和汽车连、修理连参加攻打天津的战役。1949年2月3日丁铁石又率领坦克装甲部队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入城式。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丁铁石乘坐第一辆坦克，率领由他奉命组织训练了两个月的装甲车队和坦克群，威武整齐的接受了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并隆隆驶过了天安门广场。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正式成立。丁铁石被任命为装甲兵技术部副部长，装甲兵党委委员，他成为新中国坦克、装甲部队的缔造人之一。
1947年丁溪野被委任为东北回民联合总会教务部长、哈尔滨特别市实业公司经理部长，全国解放后改任哈尔滨市建设局工程处处长，抗美援朝不久，出任一一二工程大队政委，率领一千余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驰往朝鲜战场……
家是社会的细胞，也是民族的缩影，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往往通过家这个细胞投射出来。这个举家革命，满门忠烈的丁氏家族就成为回族追求进步，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如戴煌评价的：“从丁氏家族男女老幼半个世纪以来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为党的事业所遭受的挫折和厄运、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来看，谁都会说：这个丁氏回民大家庭，不愧是一个忠勇之家，爱国之家、革命之家”。[3]
九、为新中国而战，回族英杰奋斗不息
抗日的战火刚刚熄灭，内战又在大江南北燃起，经受了抗日战争洗礼、锻炼的回族人民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投入到了为建立新中国而战的解放战争中，他们是关中回民支队、三边回汉支队和回民骑兵团;冀中解放区新组建的冀中回民支队、冀东香河回民大队;山东解放区的鲁南回民支队，渤海一、二分区回民支队、鲁中回民大队、滨海回民大队;东北解放区的沈北回民支队、本溪回民大队、东北回民支队;内蒙昭乌达地区的回民连、河南民权县的回民游击队，湖北郧西回民排，云南昭通回民游击队等。一批批优秀的回族儿女用奉献和生命将他们的名字写进了共和国的史册。
抗战中威震敌胆的渤海回民支队主力于1945年10月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七师二十一旅六十三团，团长刘震寰，开赴东北，受命参加了前郭旗“三肇"剿匪及解放长春的战斗。1948年3月，为配合解放东北，东北回民支队扩编为拥有1600人护路修桥部队，随后编为铁道兵纵队二支队。1949年二月，二支队南下，先后抢修了津浦铁路、漯河大桥、淮河大桥、汩罗江大桥、陆水蒲圻桥、岳阳桥、衡阳湘江铁路大桥、广州坪石到韶关铁路桥、湘桂线来宾至黎塘段铁路桥等军需物资生命线，为保障南下大军的顺利进军，解放两湖两广和海南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渤海回民支队的余部在“渤海回民协会”王连芳同志领导下组建为新回民支队，在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了“青沧战役”、“平津战役”、“涞水战役”以及解放石家庄、保定等大小战役，取得了协同作战和独立作战的节节胜利。在“青沧战役”中，沧州回汉人民携手并肩，4天内组织起200名干部、2万多民兵、上千副担架、3000辆大车的庞大支前队伍，捐献14万斤粮食、27万斤柴草、300多万元钱财，给予攻城部队极大支援。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五兵团四十七师一三六团开到望江县沟口、怀宁县三益圩长江北岸回民村庄，广大回族人民积极响应号召，推举了身强力壮、水性好的回族水手127人参加支前，并献出30余条木船，编为1个支前中队，4月21日凌晨，由回族水手组织的突击队运送解放军强渡长江，一举打过长江，解放了青阳县城。在战斗结束后举行的表彰大会上，五兵团政治部将写有“伊斯兰英雄’’的横匾、“渡江先锋"的锦旗授予回族水手，并给参加渡江的每名水手颁发了一张由三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签发的“渡江船工光荣证”。
在“昆明保卫战”中，回族将领暂编第十二军三十六师师长保如光、暂编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副师长桂协华、昆明市政府督察室主任马人文、绥靖公署中校军官杨问梅、军管上校副司令马伯良、昆明市民众自卫总队总队长金荣生、大队长马启富等人为保卫昆明英勇战斗，做出重大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前夕，有三位著名的回族人士，分别是国民党原交通部部长端木杰、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和新疆回教总教长马良骏大阿訇，顺应历史潮流，为使人民生命与财产免遭损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卓越贡献。
端木杰(1897-1972年)，安徽安庆人。16岁投笔从戎，历任国民党军政部军需署造司司长、交通部参事、中将衔军需总监、后勤部副部长、交通部长。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时，与出任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时有接触，受其影响，多次违令下拨给养给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中经手战备物资千亿，全都用于抗战，自己分文不沾，为官22年，除陋室一所，别无财产，是当时普遍腐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罕见的清官。1949年11月9日，“两航起义”爆发，两航滞港的包括72架飞机、上亿元器材在内的巨额财产去向问题遂成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为粉碎国民党欲借外国人之手抢夺两航财产的阴谋，身为交通部长及“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的端木杰深明大义，排除一切干扰，据理力争，终于使两航数亿财产回到人民手中，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与赞扬。
马鸿宾(1884-1960年)，甘肃临夏人。民国年间曾先后任宁夏省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陆军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1949年解放前夕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兰州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宁夏挺进。为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马鸿宾审时度势，毅然决定率驻守宁夏西大门的八十一军率先起义，并于9月19 日与人民解放军正式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9月23日，宁夏宣告和平解放。这位为西北的和平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的回族英杰解放后先后担任甘肃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马良骏(1870-1957)，甘肃张家川人，自幼接受传统经堂教育，师从众多著名的伊斯兰经师，博采众长，深得中国伊斯兰传统经堂教育的精髓，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通晓伊斯兰教义学、认主学、哲学和历史学等，一生桃李芬芳，著作等身，是我国20世纪中叶著名的大阿訇，一代伊斯兰经学大师。他是新疆回族穆斯林公推的回教总教长，是深孚众望的大阿訇，被誉为“回教领袖，德高望重，万流景仰”。[4]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的关键时期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新疆的百姓免遭生灵涂炭、新疆的和平解放的顺利成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4年10月，吴忠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为稳定新疆局势，成立“宣抚委员会”，任命德高望重的马良骏阿訇为宣抚委员之一。1945年，乌鲁木齐回族二十三坊公举马良骏为总教长。之后，张治中任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马良骏阿訇被聘为新疆省政府参议，不久又被任命为新疆监察使，从此与张治中将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为新疆的稳定与和平做着努力。马良骏阿訇一生主要在新疆度过，目睹、亲历了战乱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不幸与灾难，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提倡民族平等与社会和谐，倡导各种宗教信仰者之间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就成为他一生的不懈追求。他在自己的著作《考证回教历史》一书中说：
“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证之于今而益验。若必以宗教家束缚之，未免坐井观天，以蠡测海，非真知穆圣者也。且各教之不同者形式，非精神其意。纵然各教各有俗习，各教各有形式，只要略一改正，即可适中。一转手间，而各教之精神已同矣!其精神者，如回谓真主，孔谓天，道谓上帝，基督、犹太、希腊等教均奉上帝，乃皆指造物主而言耶。所以各宗教之精神都是归向主、惧怕主、敬奉主，精神统一也。凡敬造物主者，应体真主好生之心。推己及物，必不以互相战争为然也!如是天下和平，世界战争息灭矣!……又各教真谛独标，各树一帜，途径各有不同，其劝人为善之宗旨则无异，宗教主旨统一也。凡若能抱良善宗旨者，必能得其心平，人心平，则无不平矣，又何战争之有哉!……”[5]
作为一代宗教大师，他透过不同宗教差异的表象，追寻不同宗教文明和谐共存的根本。他依据伊斯兰教的精神，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和平”的内涵。他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一位宗教领袖，一生宣教立说，以身作则来实践这一和平的宗旨，追求世界的和平与国内各民族、宗教的和平。他期待着国家的振兴、民族的富强，更希望宗教能够为国富民强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他所言：
“我中华在此行教建国之期，各宗教家，其间之隔阂除去，疑贰悉化，咸底大同，则感情之相孚，而志趋无贰，于是必增进全国人民之亲爱力，助长全国人民之团结力。一致同心合志，统一建国，永奠和平。”[6]
这位“和平”老人这么说着，也这么做着。1949年在新疆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老人挺身而出，为和平、为国家、为百姓奔走呼吁。当时中共中央力图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同时，和平解放也成为新疆政坛关键人物陶峙岳、包尔汗以及离任不久的张治中等人的共识。但当时在新疆的国民党军界持有异议，试图顽固抵抗，尤其拥有重兵、训练有素的国民军骑五军，军长是临夏回族马呈祥，其部下多为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他的态度更是坚决。陶峙岳、包尔汗在经过与马呈祥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邀请马良骏阿訇出面做马呈祥的工作。包尔汉主席告诉马良骏阿訇：“新疆已决定和平起义，这样人民可以免受一切灾难，这符合老人家一贯的和平主张啊!请您以‘筛赫’的身份劝说马呈祥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阻拦历史前进的潮流”。马阿訇欣然应答。同时1949年8月张治中将军也从北京致电马阿訇，希望马大阿訇能够促成全疆的和平解放。马阿訇不顾个人安危，三次亲赴骑五军军营，陈辩时局，引经据典，规劝马呈祥顺应历史的定数。老人恳切地对马呈祥说：“我们的教门是以和平顺从为主旨的，真主能知人的动机、善察人的心地，真主对行‘色瓦卜’向善的人，是会有好的回赏的。为正义、生存、人类和教门而牺牲是会得‘舍希得’的，如果不是这样，不避免战争，致无辜者遭殃受难，破坏地方，教门有所摧残。‘辜那河’是严重的。从历史和我们穆斯林身受的经历上看，历次战争穆斯林灾难深重，教门更不用说了。我看你还是奉从口唤，顺应潮流，和平谈判，才是明智的上策”。一向对马良骏阿訇尊敬备至的马呈祥三思之后，握着老人的手说：“老人家，我遵您的口唤”。于是马呈祥交出兵权，从南疆出国，新疆和平解放顺利完成。当时也有人劝马阿訇出国，老人笑着回答:“我已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有什么生死计较的必要!生而何幸，死而何忧!只是故土难离，祖国难舍，骨肉难分，乡亲难却!千百万穆斯林的眼睛仰望着我，他们的心牵连着我，我怎能忍心离开他们，苟且偷生，抛尸海外呢?”[7]老人的一席话让劝说他的人哑口无言，表达了老人对祖国发自肺腑的一片赤子情怀，这一席话也将伊斯兰教“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的信条阐释的淋漓尽致。他代表新疆回民穆斯林致电毛主席、朱德总司令，表达了穆斯林的心声：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钧鉴：
素仰我公以经天纬地之才，硕划鸿猷，领导革命，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争生存，英勇昭著，振山河于富强，大功彪炳开历史之新纪元，万众倾心，额首钦庆，新省本张文白将军和平政策，于寝日宣布解放。良骏谨代表新疆二十万同胞，一致同心，赤诚拥护，并服从我公贤明领导，特电致敬，尚祈垂誉。新疆回教总教长马良骏率二十万教胞同叩本酉冬”[8]
——胡辛束《我想要两颗西柚》
毛主席、朱总司令很快复电：
“马良骏先生并转全疆回胞钧鉴：
感谢你们的祝贺，希望你们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团结各族人民，遵照共同纲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为建设新疆而努力。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9]
——胡辛束《我想要两颗西柚》
1950年4月11日，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下达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兹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任命马良骏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特此通知
主席：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四月十一日”
——胡辛束《我想要两颗西柚》
马良骏大阿訇先后任新疆省人民政府顾问、西北民委委员、新疆维吾尔自冶区政协常务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动员新疆穆斯林捐献3架“伊斯兰号飞机”，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1957年这位经历清(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民国和新中国的和平老人给后人留下了他宝贵的精神财富，安然去世。
结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它宣告了一个旧时代——自1840年以来任人宰割、国破家亡、忍辱负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一个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启，回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走进了这个新时代。始自《共同纲领》的颁布与实施，回族人民获得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保障。通过民族识别，回族获得了合法的民族身份，成为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以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11个回族自治县的相继建立，以及全国140个回族乡的成立，充分保障了大分散的回族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也给回族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平台。一大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锻炼、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回族英杰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特别是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序幕，为各民族的发展和共同繁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从中央到地方涌现了一大批年富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回族领导干部，广大回族公民也以饱满的热情和主人公的姿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履行着公民应尽的义务，享受着公民应有的权利，为祖国正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丁氏家族在以往回族史研究中鲜有提及。文章主要参考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案错案》中《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一章写成。
[2]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案错案》第299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
[3]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案错案》第354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
[4] 张治中在给马良骏阿訇的信中的赞誉。见《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五辑，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1981年，第4页。
[5] 《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五辑，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1981年，第20页。
[6] 《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五辑，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1981年，第20页。
[7] 马玉林《忆伯祖父马良骏大阿訇对新疆和平解放的奉献》，《政协伊宁市委文史资料》第6辑。
[8] 马玉林《忆伯祖父马良骏大阿訇对新疆和平解放的奉献》，《政协伊宁市委文史资料》第6辑。
[9] 马玉林《忆伯祖父马良骏大阿訇对新疆和平解放的奉献》，《政协伊宁市委文史资料》第6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