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外交奇才杨儒大义凛然，拒俄殉国[1]

杨儒，字子通，广州回族。早年入广州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成绩优秀。光绪十八年(1892)以四品卿出任美国、日本、秘鲁三国大使，任职四年，期间与美国国务卿葛礼山修定《中美华工条约》。历任通政使司副使，左副都御史。二十二年(1896)调任驻俄、奥匈、荷兰三国公使，二十四年，晋工部右侍郎，再升左侍郎，仍留俄国为公使，是我国清末著名的外交家。

杨儒任驻俄公使期间，正值沙俄侵华时期。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唐沽，杨儒奉命递交国书，请俄国出面调解。联军攻陷北京后，俄国以保路为名，武装侵占东北三省。杨儒受命前往黑海行宫与沙俄协商，谈判归还我东三省事宜。谈判中，俄方蛮横无理，拒不撤兵，竟私下与清将军增祺订立密约九款，攫取我国利权。杨儒不畏强暴，据理抗争。他正言道：“既言保我自主，何兵权、利权、命官权而不予畀?既称不利土地，何以东三省不为中国版图?”最终迫使俄方取消与增祺所订的密约，同意另立正约。光绪得知消息，予以嘉勉，授为全权大臣，继续负责与俄国的交涉谈判。次年1月，沙俄食言，外部大臣拉姆斯独夫提出谈判草约十二条;三月又交出最后草约十一条，并声明“不准更改一字”，“限十五天画押”，“逾限则加增条款，再逾限则决裂不商。”消息传出，国内外舆论哗然。社会各界要求“严据以救危亡”。而清政府却犹豫不决，军机处电令杨儒自行“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李鸿章则致电杨儒，令他“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与俄国直接谈判的杨儒在国内外压力下，处境极为困难。但在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严重关头，杨儒最终不惧强权，坚持“未奉画押全权，断不受俄人之逼迫”，严词拒绝，表明了他强烈的爱国立场。沙俄见威逼不成，欲用重金收买他，据《碑传补》记载：“俄人屡迫其签约，不获，遂则大言日：‘公勿虑，公所惧者，政府之加罪耳。以贵国今日之国势，谁敢加罪于使人，以撄邻邦怒者?不幸而获谴，则于青泥洼或彼得堡，为公置田若干，庐若干，公择一而处之，足以徜徉，终其天年矣”。面对俄人的百般利诱，“杨君卒不应”[2]断然拒绝。时局艰危，杨儒处在朝廷内无定见、强敌外逼的煎迫之中，心中如焚，一病不起。沙俄以其有病为借口，命驻华公使戢耳诗直接与李鸿章在北京谈判，杨儒闻讯，抱病上书朝廷，请准其继续与俄谈判，但清廷未许。二十八年(1902)正月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忧国忧民的杨儒在彼得堡带着未竟的夙愿和无限的遗憾忧愤而卒。光绪闻知，谕曰：“杨儒才识宏通，由道员派充出使美国大臣，调充出使俄国大臣，办理交涉事务，不避艰难，力顾大局。”“兹闻溘逝，轸惜殊深”[3]，寻赐祭葬。清人论其爱国之举，感叹道：“呜呼!如杨君者，素非有赫赫之名也。徒以大义当前，威武有所不屈，盖自爱其族者，有心知血气者之所同也。书之以告今后之秉国政而掌外交者。”[4]

四、清真保路同志会，国家利益高于一切[5]

l911年5月穷途末路的清政府借铁路国有名义，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但又很快又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径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从而激起湘、川、鄂、粤人民的强烈反对，继而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爱国保路运动和武装起义。四川成都的广大回族群众对清政府“送路权于异族，蝇营狗苟，误国殃民"的政策极为不满，出于满腔热忱的爱国情结和对卖国行径的无比义愤，在回族人士苏元泰等22人的倡仪下，6月1日在东鹅市清真高等小学堂组建成都清真保路同志协会。大家以为“吾等清真回民亦国民之一份子”，“愿极吾人心腹之诚”，与四川保路同志会“指擘之助"。在他们的号召和影响下，四川各地回族不畏清廷的残酷镇压，也相继成立清真保路同志协会20余处，积极参加各地保路运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被各界群众誉为“清真同志之爱国热”。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战斗，在保路运动中死难的回族烈士达10余人之多，有力地支持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维护国家权益的爱国运动，从而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1] 马建春《各民族共创中华》(西北卷下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15-117页。

[2] 《碑传补》，卷一三。

[3] 《清史列传·杨儒传》，卷六三。

[4] 《碑传补》，卷一三。

[5]马建春《各民族共创中华》(西北卷下册)，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21-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