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一份刊物所具有的生命力?学术研究与时代精神有何关联?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是否可以在学术时空中留下印记?清人张之洞有言：“世运之明晦，人才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每一时期学术研究实关乎一时代之精神与此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品格之形成。《中国穆斯林》创刊六十年来，学术成果佳作迭出、学术研究蔚然可观。纵观此刊六十年成长轨迹，每一笔书写与时代风气之关联均清晰可见，亦可从中窥见回族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精神的书写与文化品格的传承中所具有的内在一贯性。
一
1957年，在全国“双百方针”的政策引领下，《中国穆斯林》于北京创刊。在《发刊词》中，刊物如此陈述办刊宗旨：“《中国穆斯林》将讨论党和政府对全国穆斯林有关的重大政策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措施;研究伊斯兰的教义、历史与文化，发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介绍亚非各国穆斯林的情况，报道中国和亚非各国穆斯林的友好往来。中国穆斯林所关心的一切问题，我们都将讨论研究。”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刊物自创办之初便具有了贯通古今、通达中外的文化品格，除特殊年代政治波动影响以致停刊外，始终不失其本色。刊物首期首页以先贤刘介廉所译《古兰经》首章开篇，既是对中国伊斯兰学术谱系的接续，亦可见其斯文自任的襟怀，足见编辑部之远见卓识。
在新旧交替变奏、断裂与延续共存的时代大背景下，自1957—1959年，《中国穆斯林》筚路蓝缕，开始其初生阶段，这一时期刊物学术研究也与时代秩序紧密相关。近代回族知识分子鉴于国家的动荡舛运和本民族的积弱积贫，为振兴国家、民族和宗教而在回族群体中掀起了一场以兴教育、求进步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活动。顾颉刚先生称之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潮流冲击下，回族新文化运动也面临着时代考验。1949年的政治分野也使得回族知识分子群体分流，新中国之后的前十七年可谓新文化运动的余脉时段，同样的影响也反映在《中国穆斯林》初生阶段的前三年。检视这三年刊物成长轨迹，作为曾在回族新文化运动中巨擘规划、顺势成长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回族知识分子撑起了刊物的学术格局——前者如达浦生，后者如马坚、王世清、白寿彝等。其中马坚数篇《古兰经译注》，便是对上述时代特征的最好注解。众所周知，马坚先生自青年时代在上海求学时，便开始了翻译《古兰经》的尝试，此后屡经变故 ，终于1945年译出全稿，最终于1981年4月出版全译本，保留了译者1949年为前8卷带注本撰写的《〈古兰经〉简介》 (节录)。白寿彝评价“这个译本是超出以前所有的译本的”。对于《古兰经》前八卷的译注陆续刊于《中国穆斯林》，译注本虽未完成，也是刊物不可抹去之光辉。白寿彝《中国元明时(1280—1661)几个阿林》一文篇幅虽有限，亦可视其为《中国穆斯林》有关回教史研究的开篇之作，流泽光耀后学。
这一时期，刊物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1958年关于回汉通婚问题的讨论。此次讨论发端于1958年马力克答马喜来《关于回汉通婚问题及其他》一文，而后引起热烈讨论，编辑部来稿不下400篇，刊物发表全文及综合摘要50多篇，作者遍及工人、农民、学生、学者及机关干部各个阶层，足见民众对于这一问题之关注，亦可见对刊物之期许关注。编辑部最终以《我们的意见——关于回汉通婚问题的讨论》一文总结，采取“不提倡，不禁止，不歧视”这一理性立场解释这一柔软的边界。《中国穆斯林》创刊之初便具有的关注现实问题意识贯穿于成长的始终，由这一问题所引发的热烈讨论折射出建国初期个体与群体的身份纠葛、传统与现实的转型互动等诸多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尤其值得我们回顾省思。
二
20世纪八十年代真理标准的讨论催化出思想解放的前奏，也瓦解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风波对人思想的禁锢，复苏着对学术研究的压抑。《中国穆斯林》在此时代大背景下复刊。 八十年代刊物的复兴，如同经历青春期的变动压抑之后的少年，开始茁壮生长。包尔汉在复刊词中再次对刊物表达出时代的期许：“我希望中国穆斯林要很好地联系全国各民族穆斯林中的学者们，发挥他们的聪明才干;整理研究伊斯兰教的文物资料，对我国及世界伊斯兰教的历史进行认真地探讨和研究，为继承伊斯兰教优秀的文化遗产做出自己的贡献。”如何在历经世变之后找寻可资镜鉴的学术参照，整理历史遗产成为这一时期时代命题的回应和主流。
纵观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穆斯林》学术研究的概况，对于经书典籍的回顾阐发既有马松亭、马慕德、林松等开风气之先，又有马贤、纳国昌、马恩信、穆白等继其余风，可谓充实而有光辉。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则先后有白寿彝、冯增烈、马寿千、纳忠、马肇曾等学者贡献其力。白寿彝先生对历代回族人物按影响大小分别立传评说——如明清时期回儒先贤胡登洲、张中、伍遵契、刘智、马德新，如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王宽、马万福等，在重新树立起民族文化谱系的同时，留下了大量一手文献资料，为之后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寿千《辛亥革命时期回族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对待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李卓吾先生遗言〉中所反映的回族丧葬习俗》，冯增烈《〈修建胡太师佳城记碑叙》,纳忠《伊斯兰教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中世纪早期伊斯兰教的传布与发展》等文更是确立了此后学术研究的基调和格局，可谓极一时之盛。此外如林松《林则徐笔下的边疆穆斯林生活》、和龑《明代伊斯兰教识微》、白崇人《元代一首记述回回人宗教生活的诗》、孔远志《郑和和印尼的伊斯兰教》、杨大业《伊斯兰教汉文译著书目简论》、白贞《土默特回回户口地浅证》等文章，也是这一时期学术开创的重要代表作品。
由改革开放引起国人对世界的再度好奇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反映在刊物学术研究中表现为对域外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的关注。八十年代《中国穆斯林》先后刊登蒋敬《日本的伊斯兰教》《美国穆斯林一瞥》、赛生发《伊斯兰国家清真寺概述》、马肇椿《美国黑人穆斯林》、胡振华《伊斯兰教在日本》、房建昌《国外对中国穆斯林及回族的研究》《苏联东干回族穆斯林》、玛雅《拉丁美洲的穆斯林》、乐英《波兰的穆斯林及伊斯兰教研究》等文章。一个群体向外的视野与其智识扩展成正比，时代的潮流风向与内在的发展需求造就了新时代回族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也为之后对于更为广阔世界的观察提供了参考。
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可谓是八十年代的逻辑延伸——如果说八十年代一大批名家名作建构起刊物学术研究的框架，那么九十年代的研究则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深化。随着诸多珍贵历史资料如《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中国伊斯兰历史报刊萃编》《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等工具书的整理出版和研究人才队伍的不断发展，加之国内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九十年代《中国穆斯林》的学术研究继续向更多更广领域开拓，学者们不再满足于理论层面的宏大叙事和概括论述，而是向具体学术问题的专题研究方向努力，促成了九十年代整个刊物的持续繁荣。
具体在回族史研究领域不妨举例言之：杨为仁《经学系传谱〉对江苏省伊斯兰史的重大贡献》是对《经学系传谱》这一汉文典籍的较早深入研究;纳国昌《板刻〈考试清教穿衣节略章程〉》系对教史资料的具体论述;郭成美《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初探》则对明代金石文献作专业细致考证;沙宗平《伊本·西那哲学思想初探》运用一手资料，对伊本·西那的思想理路进行了深入解读;马肇曾《清治台回人马大用及其孙马辰》一文则将回族人物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钱志和《中国回教俱进会与近代回族文化运动》对民国时期第一个全国性回族群众团体及其各地分会情况作了详细论述;此外还有纳忠《伊斯兰教以前麦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李凤鸣《蒙元时期的塞北回回商旅》、 翁乾麟《广西回族穆斯林的几块石碑》、倪胜章《一幅清代回族风情图——〈儒林外史〉研究札记》、米寿江《刘智的“五典”与中国伊斯兰教伦理道德》、王建平《“赤尼”和“大食”两词的由来》、徐晓萍《近代中国伊斯兰报刊的兴起》、周燮藩《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宗教改革思想》等佳作不容忽视。上述文章选题有别、角度不一，共同促进了九十年代回族学术的繁荣。在教义教史方面则有赛生发、马忠杰、杨宗山、从恩霖、冯怀信等作者的持续呼应解读。此外有关地方回族史——如夏容光对于镇江回族史的系列考证、张泽洪对四川地区回族穆斯林历史的研究，其他学者对各地的解读更是枚不胜举，恕不一一罗列，可谓蔚为大观。有关域外穆斯林和世界伊斯兰地区的著述和译介与80年代相比更为系统广泛，黄陵渝、蒋敬等学者在这一方面着力颇多，著述颇丰。
九十年代《中国穆斯林》学术繁荣的表现还体现于专题式学术研究的发展态势。举例言之，回回医药自元明以来享誉海内外，然而却无对于这一领域的专题研究，系统研究亦付之阙如。1991年刊物刊发李百川《〈回回医药〉——中阿医药文化交流的结晶》，首次对明抄本《回回药方》做简要介绍，兼及回回医药的历史发展;1992年安迪光《论东西方医药文化高度结合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回回医学的形成与发展谈起》一文则对回回医药的两大渊源及理论体系作深入解读，自成一家之言;1998年李百川《〈天方典礼〉中有关围产医学与伊斯兰伦理道德教育的论述》系首次对汉文译著的医学解读，视角独到，至今不无裨益;1999年单于德《回族医学的本质是自然生态医学》，指出回族医学理论的本质是社会生态与身心心态同源、同构、同步运动和谐统一的生态医学，此外还有单于德《回族医学对“脑”的认识》等文章。时至今日，回回医药的历史意义及其时代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和关注，可以说与90年代以来借助《中国穆斯林》这一学术平台对这一领域的开拓之功不无关联。
三
新世纪以来《中国穆斯林》的学术研究与以往相比呈现出更为专业化的特征，研究维度更为广阔，在继承八十年代以来研究品格的基础上，亦不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热点问题的回应，这使得研究成果有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上述趋势的出现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穆斯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一大批专业的研究者异军突起，学院科班的学术训练和信息时代研究资料的数据化使得道与术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了新时代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东穆斯林世界风云剧变，政治版图经历重新洗牌和重组，西方世界继承自殖民时代以来对中东上下其手的政治基因，且利用其在启蒙时代以来拥有的话语优势自说自话，在种种现实因素的发酵催化下，中东的政治态势更为错综复杂。相应地——中东研究也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中东研究已然成为一门显学，《中国穆斯林》则见证了教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2000年以来，刊物先后刊发敏贤良《英美学者评说“9·11”之后的伊斯兰》、沙宗平《中东和平之路任重而道远》、马明良《再论伊斯兰教的和平观——兼及“吉哈德”理念》、马晓霖《永远的耶稣撒冷——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初探》、丁隆《创制与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进程》、马丹译《伊斯兰研究、东方学与美国》、杨春泉《欧拉伯与伊斯兰恐惧症之缘起》等文章数十篇，显示出对这一世界性问题的关注。
如果说中东世界的乱局使人感到挫败无力的话，那么如何从东方中国伊斯兰千年的发展智慧当中去找寻解决时代弊病的药方则成为21世纪《中国穆斯林》学术研究的另一个维度。2002年伍贻业《走相适应的历史必由之路——伊斯兰的本土化思考》回顾中国穆斯林的历代本土化历程，可谓对这一历史命题的开创性论述，而后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引领下，中国伊斯兰本土化道路至今已然成为学界共识，亦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具体而言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明清与民国两个时间段，这两个时间段也恰是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的两个高潮，学者们的研究整体上构建了本土化这一时代命题的书写。具体而言则先后有卓新平《关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思考》、马启成《简析中国伊斯兰的民族化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杨桂萍《中国伊斯兰教正信正行的本土经验和当代使命》、金刚《从“忠君爱国”到“爱国爱教”——论中国穆斯林社会伦理观的飞跃》、金基厚《鉴赏〈来复铭〉》、海正忠《〈清真释疑·金天柱自序〉解读》、薛莉《心性会通是回儒之间的根本会通——季芳桐教授访谈》、赵艳玲《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思考》、黑金福《马注〈清真指南〉中的儒学思想》、金贵《明清内地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话语体系的历史意义》等文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可谓佳作连连，枚不胜举。
四
《中国穆斯林》至今已走过六十年的成长历程，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一瞬，对一份刊物来说却意味着学术生命的成熟。纵观刊物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时代精神的书写与文化品格的传承可谓其不可忽视的生命特质。如此，一份刊物方可真正进入历史时空，之前的知识因为它变得陈旧，之后的知识因为它变得新奇。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它所具有的特质也往往是它所缺失的另一面。譬如缺乏对于公共舆论有关穆斯林问题的反思;譬如至今尚未走出民国以来前人研究的边界;都是值得当代学人思考的时代命题。陈寅恪先生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先生“预流”之说的深意在于指出“学术独立”决不等于闭门造车式的“学术孤立”。陈先生坦言，“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本国学者既不能自外于世界学术潮流，拘泥于旧材料、旧问题以及旧治学门径，也不应趋步于西方学者之后尘，人云亦云，拾人牙慧。“预流”之谓，意在告诫某一领域之学者应该洞察新材料与旧材料、旧问题之间的关系，兼容不同领域、不同文化的学者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辅以(但不拘泥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所特有的视角，“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解决旧问题，提出新问题，并由此在各自的领域内占得一席之地。斯人已逝，其言犹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依旧是不无裨益。如何在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下找寻出适合自我发展的道路，依然是当代学人值得思考的时代命题。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14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