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穆斯林》创刊60年来，毫不夸张地说，因为兴趣和写作的需要，每一本刊物我都仔细地翻阅过。在我看来，这是一本重要的杂志，在当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中不可或缺。回顾自己与杂志多年的交往，许多往事浮现眼前。

我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外祖父糜联璋那里见到这本杂志的。那时我还上初中，杂志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也刚刚复刊不久。由于外祖父一直订着杂志，所以每期我都能看到。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电视还没普及，信息闭塞，对外地和国外穆斯林的情况缺乏了解，而这本杂志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对还是一名初中生的我而言，无疑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是我了解外地、甚至国外穆斯林生活一个难得的窗口，看到了外边新奇、多彩的穆斯林世界，知道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当时的我对民族文化和宗教缺乏研究，但通过这本杂志，激起了我对民族文化研究的兴趣。记得我当时还给编辑部写过信，建议在回民中学开设回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课程。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给媒体写信，不久便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和赠送的当年的教历，教历是被卷成一个卷卷，通过邮局寄来的，当时的西安还很少见到教历，这令家人也很高兴。

1985年暑假，初中毕业后我与同学结伴到北京旅游时，还专门赶到编辑部所在的南横西街，在经书流通处买了一些图书，如陈广元阿訇编著的《伊斯兰教基础知识》等。可以说，我正是在《中国穆斯林》等杂志和书籍的熏陶下，走上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之路的。

2000年底，我的论文集《执著岁月——回族史与伊斯兰文化》出版，我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并没有想着在贵刊上发消息，但时任中国伊协副会长的马良骥阿訇却鼓励我在贵刊上发消息，后来《中国穆斯林》还真刊发了一篇荐书消息。编辑部对一位年轻人的鼓励令我难忘。

2014年，我申报的《达浦生评传》获得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这是当年陕西省唯一获得中国作协扶持的重点项目。编辑部获知情况后及时在中国伊协的网站上发布了消息。今年年初，28万字的拙著《达浦生评传》出版后，编辑部又及时在中国伊协的网站发布消息，并在《中国穆斯林》2017年第3期新开辟的栏目《悦读》中，把牧建婷女士撰写的书评《一部厚实朴素的阿訇传记——简评〈达浦生评传〉》作为栏目的第一篇文章推出，实在令人感动。

在撰写《达浦生评传》的过程中，为了对达浦生阿訇建国以来的重要外事活动和主要工作都有所了解，我特地赶到回坊收藏家陈晓平先生处和陕西省图书馆，查阅了创刊以来的所有《中国穆斯林》杂志，不仅见到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和达浦生阿訇的署名文章，而且以《中国穆斯林》当时的新闻报道为准，纠正了后人在口述时对具体时间记忆的差错，弥补了史料的不足。所以我感到，要研究建国后的伊斯兰教，不看《中国穆斯林》不行，贵刊的权威性、资料性不容忽视。

2016年，拙著《关中回族民俗》出版，编辑部又及时在中国伊协的网站上发布消息，并引用国家民委的审读意见“此书是第一部全面介绍陕西关中地区回族民俗的研究专著，填补了回族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区域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专著具有普遍的社会文化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对研究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穆斯林社会的民俗，具有一定的学术示范意义”等对拙著进行了介绍，此书后来荣获全国和陕西省“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称号。编辑部对此书的关注值得感谢。

2016年在西安，编辑部的马利强副主编等约我写几篇与陕西回族和清真寺有关的外宣文章，我义不容辞地领了任务。今年上半年，我撰写的三篇文章《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与外国政要》《中亚东干人：来魂牵梦绕的故乡陕西寻根》和《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与郑和下西洋》被刊发在《中国穆斯林》精选本第五辑，中、英、阿文三种文字分别刊印，图文并茂，故事性强，据说反响还不错。

回顾自己的成长和学术的进步，都离不开《中国穆斯林》的引导、帮助和扶持。我切身体会到，《中国穆斯林》是了解国内外穆斯林世界的窗口，是年轻学者成长的摇篮，是记录建国后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缩影和大事记，是促进各民族了解和加强民族团结的平台，是宣传伊斯兰文化和践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阵地。在贵刊创刊60周年之际，我还特意为编辑部画了一幅国画《松石永年》以示祝贺，真心祝愿《中国穆斯林》杂志越办越好。

(作者系中国回族学会副秘书长、陕西省伊斯兰教协会常委、西安市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