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广播尚未普及，互联网媒体更是没有形成的年代，报纸成为了解国家、了解社会，乃至了解世界的重要信息渠道，也是一段历史的记录者。而《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最为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马坚先生与《人民日报》亦有不解之缘，《人民日报》的许多新闻报道是马坚先生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学术活动的重要记录，《人民日报》也是马坚先生许多评论、译作和发言的刊发之地。
本文正是希望透过这一篇篇报道和著作，怀念一位参政议政的委员（代表）、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爱国爱教的和平使者、沟通回汉的团结桥梁，一位被历史永远铭记的回族之子——马坚。
一、参政议政
1948年7月5日，北平发生了国民党北平当局枪击东北流亡学生的“七五惨案”，震惊了全国学界。7月2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提出最沉痛、最严重的抗议”。签署宣言的教授包括左宗纶、朱自清、梁思成、张伯驹、吴晗等，也包括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马坚先生。这是马坚先生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宣传中国抗战的学子，到北京大学担负正义职责的教授，马坚先生始终怀抱着“家国情怀”。《人民日报》一系列报道也记录下了建国前夕，马坚先生积极投身政治社会活动，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1949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各界人民对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意见，“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回民”马坚先生代表回族人民表示：
“新政协筹委会里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从少数民族的立场来说，仅这一点就和已往不同了。这是我们感到最愉快的……在国民党统治时代，根本不承认有回族。甚至连‘回民’都不许提。而说回回是信仰回教的汉人。只有宗教问题，没有民族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尊重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才能增加彼此间的团结。帝国主义就不能从中挑拨我们民族间的仇恨了。”
7月5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与庆祝新政协筹备会，北京市各界组织各项活动。马坚先生受邀赴广安门内西北中学讲演。9月5日，北京大学教职工发布宣言，痛斥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美国发布白皮书，支持国民政府。马坚先生在宣言上署名。9月27日，马坚与向达、金克木等9名北大教授，联名发表贺信，表示“坚决拥护人民政协三大文件和一切决议，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公布，马坚先生作为唯一伊斯兰教代表当选为宗教界民主人士候选代表。9月28日，基督教界代表刘良模“自请改任候补代表”，将代表席位礼让马坚先生，并由大会主席团批准通过。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从此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马坚先生当选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自1954年起，马坚先生又连续当选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作为一名伊斯兰教界（回族）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马坚先生把国家的政策带到回族中去，又把回族群众的问题带到会议中来，恪尽职守。
新中国成立第二日，首都各界回族群众六千余人组织盛大集会，庆祝新中国的成立。马坚与其他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回族代表刘格平、吴鸿宾、杨静仁、白寿彝等应邀出席大会。10月3日，全国的回族群众通过《人民日报》对大会的报道，认识了这几位或从事革命工作，或从事科学研究的回族代表。他们对尚未完全解放的中华大地的回回儿女们，发出了“我们回族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的呼唤。
1952年7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是由包尔汉•沙希迪、刘格平、赛福鼎•艾则孜、杨静仁、达浦生、马坚、庞士谦、马玉槐等发起召集。大会上，马坚当选为委员和副秘书长，参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建工作。经过近一年的筹备，1953年5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马坚当选为委员。
1957年，马坚先生先后参加了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组织的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相关讨论。6月23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回族人民将有家可归了》一文，表达了“我们回族人民热烈拥护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我们赞同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意愿。
1957年7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马坚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他在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一些地区民族宗教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例如一些单位回民职工的风俗习惯未得到充分尊重，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回族人民几百年积累下来的生产经验与特长利用不够，民族干部培养上存在大民族主义等问题。可以看出，他的发言是基于充分的调查研究的，他反映的问题客观真实。而《人民日报》主动刊载这些“揭短”的发言，恰恰说明党和国家坚持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保障人大代表的批评与建议的权利。
二、学术泰斗
1946年, 北京大学聘请马坚到校任教, 请他参与北京大学东语系的创建工作, 并负责组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阿拉伯语言专业。北京大学也就成了中国阿拉伯语高等教育的发源地。除了马坚先生，刘麟瑞（1949年）、王世清（1949年）、马金鹏（1953年）等留埃穆斯林学者先后进入北京大学，共同参与创建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学体系，编撰出版了大量教材、辞书、译著与学术著作。他们“筚路蓝缕，开创基业，悉心传授所学，倾力扶植后学，居功至伟，可称楷模”（朱威烈语）。
建国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的发展得到保障。马坚教授随即投身到教学、科研等活动中。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了马坚教授编译的《回历纲要》一书。1951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出版信息，认为此书对“回历的精确性作了初步的分析，也提出了回历西历对于中国通用历发展的某些影响”，并号召“有更多的人在少数民族文化方面进行更好的研究，精确地阐明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被人忽略的一条真理：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和文化交流是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马坚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阿拉伯文化的文章，包括《阿拉伯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1956年10月9日，第7版）《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1956年8月15日，第7版）《伊拉克蜜枣》（1959年3月7日）《古剌水》（1962年5月7日，第4版）《中世纪的巴格达城》（1963年1月9日，第5版）。出于报纸版面限制与读者阅读需要，这些文章并非是高深的学术论文，却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向中国人民展示了阿拉伯文化的壮丽与悠远。
《人民日报》还报道了马坚教授参加学术活动的信息，例如他当选为我国第一个研究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并从事人民外交的社会团体——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学会会员，并在“近、中东问题”座谈会等重要学术活动中发言；他还与包尔汉、白寿彝、翦伯赞等学者当选为我国最早成立的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团体——中国亚非学会的理事。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并非躲进书斋不问世事，他深刻地意识到，学者要担负社会责任，要以科学的立场、知识的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为社会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政府将大量珍藏文物运往台湾，引发了文化界的高度关注。1949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首都文化界的宣言，声讨这一行径，并呼吁保护文物、惩戒罪犯。马坚与田汉、艾青、沈从文、马叙伦、马寅初、梁思成、曹禺、范文澜、侯外庐、陈垣等首都文化界人士共同签署了这一宣言。
1950年11月，北京大学教授们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北京大学支会”，众多知名学者投身到编写理论读物、通俗读物等宣传工作中。马坚教授与王世清、刘麟瑞等几位穆斯林老师发挥语言专长，翻译重要资料、文件，把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情况介绍给各国人民。
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学术泰斗，马坚教授最被人熟知的学术成果是对《古兰经》的译著和研究。1950年1月，马坚教授的《〈古兰经〉译解（上册）》由上海中国回教学会出版，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北京黎明学社发行。1952年1月，商务印书馆也发行了此本。1950年1月和8月，北京大学出版部还先后两次印刷出版马坚教授编撰的《古兰简介》，由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作为新中国第一本研究《古兰经》的专著，一经出版，反响良好。翌年10月商务印书馆重印再发行。遗憾的是，《古兰经》全译本在马坚教授逝世后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0年，《人民日报》先后报道了马坚教授所译的《阿拉伯通史》和《古兰经》即将出版的消息，报道这样评价马坚教授及其译著：
“马坚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伊斯兰教学者，著译甚多。《古兰经》的翻译，是他一生学术研究中一个极重要的项目。他曾在埃及学习八年，精通阿拉伯语言，熟悉阿拉伯文化，1939年回国后不久，即着手这项翻译工作。由于生活不安定，经过十年，才译出半部；解放后，又经多年，才全部译完。全译本迟迟未能出版，而马坚教授已经逝世。明末清初，开始有《古兰经》的短章中译。20世纪20~40年代，乃有六种中译本，近时台湾又有一种，都是用文言文体。马坚教授的译本则是用白话文体。他说过：‘《古兰经》的原文，在当年是一种极美妙的白话文，到现在仍然是一般阿拉伯人所能听懂的文章，故以白话文译出’‘我在翻译的时候，力求忠实、明白、流利’。他的译本，是当前一个较完美的本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