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穆斯林》杂志60年的历程相比，我是回族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的一名初学者。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沂蒙山村来到北京西郊魏公村的中央民族学院上学。是的，那个时候的魏公村还算得上是郊区，白石桥路两侧长满了参天的白杨树，路边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在魏公村商场里买一盒流行音乐磁带，还是要隔着柜台请售货员取出来，跟老家的村子差不多。

初来北京的大学生们，照例要去一个地方留影：天安门广场。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我还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牛街。对于回族学生来说，那好像也是不得不去一下的地方。从西单换上某路公共汽车，蜿蜒在狭窄的街道上，不久就会到达有着灰扑扑大照壁的牛街礼拜寺门前。

我对牛街的记忆仍然定格在那个时代。牛街的宽度，只是照壁到礼拜寺门口，即现在的辅路部分。那座有着瓦顶与红窗的低矮建筑，毫不起眼地立在马路东侧。只有那座幽深而又辉煌的殿宇，才让人肃然起敬，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空。

牛街的南头东转，会路过不少回民饭馆和小吃摊子。记得也曾在这里品尝过驴打滚、豌豆黄、糖耳朵、酱牛肉等各色小吃，那京城老回回味道就此留驻心间。后来，每每再回北京，也要再去尝尝，可惜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味道。

再走一阵，就到了那座有着绿色拱顶的建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的这座有着异域文明样式的建筑，与不远处那座低调的千年礼拜寺相互映衬，反映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曾是那样地提升了这个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的地位。

回想起来，我当时经常造访牛街，多是要去时任《中国穆斯林》杂志主编的龚清志先生家中。他的老伴彭玉英，是我山东老家的表姨，是我在北京最亲的亲戚了。龚老的家住在牛街南口一处老旧的楼房内，听说我是山东老家考来的大学生，十分地高兴，总是爱跟我讨论一些回族伊斯兰教的话题。可惜，那时懵懂的我，还对此领域一无所知。只记得老先生客厅里的书柜上，摆满了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书籍。有一次听说我有兴趣学习阿拉伯语，老先生高兴地从书架上翻出一本关于阿拉伯语会话的书送给我。这本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但我的学习仅止于认识了28个字母而已，真是惭愧。

想来这就是我认识《中国穆斯林》的缘起了。每次造访牛街，龚老一家都要留我这个求学的游子吃饭。我们有时候会谈论些山东的乡俗旧闻。后来有一次，我看到龚老用“穆白”的笔名在《中国穆斯林》上发表了一篇写沂蒙山区回民乡俗的文章。听说我来自清末回族名将左宝贵的故乡，而且那里还保存着左宝贵当年出资修建的清真寺，龚老建议我写篇文章。就这样，我写出了人生第一篇成为铅字、印刷在刊物上的文章：《左宝贵与地方镇清真寺》，发表在《中国穆斯林》1993年第5期。随着刊物寄来的，还有50元稿费。这初次的体验，可能激发了我把自己的文字变为铅字的冲动，我开始醉心于写作各种小文章，投稿到学校的校报、回族民间报刊，以及各种可能的刊物。这与我走上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之路，可能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那时候起，我也开始收集和阅读每一期的《中国穆斯林》杂志。在传媒手段尚不发达的90年代，《中国穆斯林》每一期的封面图片都展现了祖国各地著名清真寺的风采，让像我一样的读者们不仅获得了知识，还萌发了游历各地、遍览名寺的想法。如今，二十六年过去了，我的确已经游历了祖国各地的很多著名清真寺和回族聚居地。每当我站在一座古老的清真寺门前，往往脑海里浮现出的，就是《中国穆斯林》封面上的图片。

廿六载的陪伴，还会持续下去。祝愿这份杂志，能够不忘初心，不改初心。散居各地的各族穆斯林们，相信都有跟我一样的祝愿。阿米乃!

(作者系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