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唐时或至迟唐中叶前就传入扬州，它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扬州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往来而传入的。在唐代，扬州位于长江入海口，有着优良的海港，又处在南北大运河的枢纽位置，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是理想的通商港口，经海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外国使节、学者、商人和传教士纷纷集聚此地。到了中唐，到扬州经商的大食和波斯人数以千记，他们主要从事珠宝、香料等商业活动。这在唐朝的正史如《旧唐书》，野史如《太平广记》以及文人诗歌中皆有记载或印证。这说明，伊斯兰教是随着商业的繁荣传入扬州的。

到了唐末，扬州屡遭兵灾，五代又继续遭受战争破坏。随着扬州城的极度衰败和严重毁坏，伊斯兰文化地面遗存消失殆尽。所以，关于唐代伊斯兰教在扬州传播的证据，目前要有两处文献和一件实物。

这两处文献，一载于明朝人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灵山》。其中记载：“回回家言：默德那国有吗喊叭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一载于民国杨健美《扬州先贤墓考略》一文，该文收入李兴华和冯今源合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文中录有一通元代断碣阿文碑记的汉译碑文。有如下文字：“志曰:崇真寺位阊门外。去城西南里许有淮宕村，德宗时兵燹残毁。会太傅白公来守平江，乃请诸朝。谓回回与唐最为亲睦,以故涉险来宾有为圣朝氓者甚众，宜安之以事天报本。奏准。即以本寺旧址重建之。……”

迄今为止，发现的与唐代伊斯兰教有关的唯一遗物则是一件青灰色彩釉绿背水扁壶。该壶于1980年在扬州一座唐代残墓中出土，一面绘有云气纹,另一面则用阿拉伯文书写了“安拉至大”。

由于没有更多证据，伊斯兰教在唐代东传扬州的具体情况只能依据相关背景性文献推测，这阻碍了人们对真实情景的认知。普哈丁园则以较为详实的文献和丰富的实物见证了南宋以来伊斯兰教的东传。

普哈丁来扬州传教，目前主要有三项文献。一载于前文提到的《扬州先贤墓考略》一文。其中有如下内容：“……开庆元年，先贤补哈丁，兹驾临吴，寄居本寺，大阐真宗，致称西来祖师，因名西来寺。……”从中对普哈丁传教以及先贤墓的来历可略知梗概。一载于明朝人盛仪的《嘉靖惟扬志•杂志》。《杂志》记载：“礼拜寺，在(扬州)府东太平桥北(今南门大街)，宋德佑元年(1275年)西域补好丁游方到此创建。”这里记载了普哈丁创建仙鹤寺的事迹。

第三项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先贤历史记略》碑记，石碑位于普哈丁园。碑文：“普哈丁者，天方之贤士，负有德望者也。相传为穆罕默德圣人十六世裔孙，宋咸淳间来游扬州。……未几,先贤亦归西域。越三年，复东游之津沽，遂移舟南下，一夜即达广陵。柳岸舟子呼客起，不应。视之则已归顺矣。时德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事为郡守公所闻，知为异人，乃建墓于兹土。……”

三项文献，两项出自普哈丁园。同时，普哈丁墓建造及修缮过程记录清晰，墓体保存完好；普哈丁所建仙鹤寺也建制犹存。这样，文献、墓葬及礼拜寺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它们共同见证了普哈丁在扬州的传教，也是当时扬州对外开放的主要证据之一。

在普哈丁园，另有四座伊斯兰西域先贤墓葬。它们分别是：宋景炎三年(1278年)西域先贤撒敢达墓；明成化元年(1465年)西域先贤马哈谟得墓；明成化五年(1469年)西域先贤展马陆丁墓；明弘治十五年(1502)西域先贤法纳墓。其中，法纳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来扬州，弘治十五年（1502）归葬。据朱江先生考证，法纳是“最后一位到达扬州，并在扬州留下遗迹的阿拉伯人”

普哈丁园还有四通元代阿拉伯人墓碑,正反八面均有铭文。这是民国十三四年间（1924-1925年），拆除扬州南门挡军楼时，在城基内拣出、后来移到普哈丁园的。其中，第一通墓碑正面以汉文书写“徽州路达鲁花赤捏古伯通议之墓”，墓碑背面及其它墓碑正反面均以阿拉伯文间以波斯文镌刻。这四通墓碑的主人分别为：捏古伯，优秀的伊斯兰教育家；阿莱丁，优秀的宗教家、宗教法官；阿伊莎，女慈善家；赡思丁，伊斯兰学者、传教士。

另外，明永乐皇帝保护伊斯兰教的《敕谕》，也原藏普哈丁园清真寺伊玛目兰晓阳处；普哈丁园附近原还有古都白丁墓及伊斯兰墓园。

普哈丁园及其附近一带是名符其实的伊斯兰文化的“天然博物馆”，是伊斯兰教东传扬州的物证，它见证了宋、元、明七百多年间伊斯兰教在扬州的传播。尤其是当下，在扬州市区其它伊斯兰建筑遗存大多被毁坏的情况下，普哈丁园以及与它有着深厚渊源的仙鹤寺，历史价值就尤为重大了。

（白贵：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