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维吾尔族学者、中国穆斯林的杰出代表包尔汉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他归真的5周年。每当我们想起包老时，他的音容笑貌和他那侃侃而谈、落落大方的风貌依然不时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好像他还生活在我们中间。
伟大的成就 谦虚的品德
包尔汉于1894年10月3日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幼年接受正规教育不多，14岁左右即在俄国喀山的一家书店当学徒，利用书店条件，刻苦自学，从而奠定了他的知识基础。回中国后，才华初露，遂逐渐由店员步人政界。除在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的安排下赴德国柏林大学学过两年政治经济学外，他的文化造诣、学术成就几乎都是靠个人顽强的毅力、刻苦努力的精神以及善于观察和善于学习而得的。
1949年9月他与陶峙岳将军一起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友好交流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而赢得了人民的尊重与信任。然而包老从不居功自傲，常常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自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官架子”，任何时候都胸襟坦荡，虚怀若谷，给人以慈祥长者的感觉。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事业的包老，并不认为自己已功成名就、泰然处之了，而是觉得自己的贡献太小，为自己的碌碌无为，无所建树而惭愧”。这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自我反思，表现出他锐意追求、永远向前、从不固步自封的高尚精神。
心系祖国 翘盼两岸统一
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对祖国无限热爱。这要从他的幼年说起。包老出生在俄国喀山省境内的一个小村子里，在孩提时代曾听祖父说自己祖籍是中国新疆阿克苏，高祖父帕拉提因不堪清朝官吏和巴依的剥削压迫，遂率全家人和20多户村民逃往俄国，被当局安置在一块土地上进行开荒。自从他知道自己的祖籍在中国之后，便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返回祖国的念头。1912年，他18岁时，作为经营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老板司马义哈吉的一名雇员，几经周折来到迪化（乌鲁木齐）。后来包老回忆说：“就这样，我踏上了祖先曾经生息劳作过的地方……1914年，我向民国政府内务部提出申请，恢复了中国国籍，1922年，又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接来乌鲁木齐。全家人在故土定居的时候，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回到中国后，他从一个洋行店员逐步进人政界，通过商业交往和官场活动，他看清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和新疆社会的苦难的现实，深感中国外受列强的欺辱和侵略，内遭军阀官僚的剥削和蹂躏，从而失去了对统治阶级的幻想，产生了寻找改变现实、解救贫苦人民的道路的思想。
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是包老坚定不移的一贯立场。他对30年代的南疆出现的在“泛突厥主义”渗透下和打着“东突厥斯坦”旗号的分裂活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在40年代，他曾说：“新疆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老又曾多次讲话告诉人民：“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追溯历史，新疆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和汉族人民有着密切的往来，由于长期共处，经济互助，文化交流，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包老在新疆任职期间，在贯彻中央的民族平等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团结互助关系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还强调，新疆各少数民族同伊斯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做好民族工作，就必须认真落实宗教政策，做好宗教工作。
包老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殷切希望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当他88岁高龄时，听了叶剑英委员长关于台湾回归祖国方针政策的广播讲话后，激动地说：“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这个心愿一定能实现。”他回忆说：“1948年，我曾以新疆省副主席身份在台湾省电台发表广播演说：新疆在祖国的西北边，台湾在祖国的东南端，希望‘西北’和‘东南’紧密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的繁荣而努力。30多年过去了。这几句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我热切盼望这一心愿能早日实现。”
勤奋学习 探索人生的真谛
包老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和维吾尔族学者，他刻苦学习，掌握了维、汉、俄、德、阿拉伯、土耳其等多种语言文字，能运用这些语言文字进行交往和写作。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包老在昏暗的囚牢内编纂了《维汉俄词典》，还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译成维文。从50年代开始，他写了《论阿古柏政权》和《再论阿古柏政权》等历史论文，还写了歌颂维吾尔族农民反抗暴政的五幕话剧《火焰山的怒吼》。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近90高龄时才最后完成了的回忆录《新疆五十年》。这本回忆录以翔实的资料记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新疆政坛上的风云变幻，以及这些变幻同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也如实地反映了包老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的形成。
众所周知，包老还是新中国伊斯兰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曾参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发起筹备工作。1953年协会成立后，直到他逝世，一直任协会的领导。40年来，他不仅关心伊协的国内工作，更关心外事工作，他认为做好伊斯兰教外事工作，有助于增进中外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发展我国同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合作，贯彻执行我国的外交政策。在50年代，包老率团访问了亚非各伊斯兰国家，出席了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会议，积极热情地宣传我国的宗教政策和各族穆斯林的情况，为打开中国同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包老对伊斯兰经典教义有精深研究，加上他的政治声望赢得了广大穆斯林群众和外国朋友的信任和爱戴。每当接见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人士，他均以温文尔雅的态度，用那略带沙哑的声调，十分恰当贴切地引用《古兰经》和《圣训》原文回答客人的问题。特别是涉及伊斯兰教方面的问题，既表现了长者的风度，又显示出他在伊斯兰文化方面的高深修养。这里仅举两例。
一是1981年，伊斯兰世界联盟，也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第一次派来以贾姆朱姆长老为首的代表团访华。包老接见代表团，当谈到那个超级大国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包老引用《古兰经》文说，他们“明知故违地以假蔽真，掩盖真理”，“教人行善，而忘却自身”（2:42,44），以揭露那个超级大国当权者是一伙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伪君子。团长会意地点头微笑。事后团长说，包老引用的那段经文是针对那些手中有经，自己读而不遵，还教别人去遵的人而讲的。包尔汉先生用来批评反华的大国，这说明包老对《古兰经》颇有研究。
另一例是，1988年10月，伊朗驻华大使布尔杰迪先生慕名拜访他。当时包老听力虽差．但精神很好。话题从包老的健康长寿，一直谈到他的人生哲学和两国的友好关系史等。包老把自己的心身健康归功于自幼在穆斯林家庭环境熏陶下培养成的生活习惯：起居有常，不嗜烟酒、饮食质朴有度。他说：“健康的身心来自于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助于培养人们的良好道德品性。”他谈到自己人生的信念时说：“坚持真理，与人为善。”他说：“我自己一生曾碰到各种逆境和不幸，也遭到长时间的不公正对待，但我相信真的就是真的，假的真不了。《古兰经》是这样告诫我们的，同时她还教人‘以真理和坚忍相劝勉’，我自己也以此劝勉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心怀坦荡。”在谈到中、伊两国的革命时，包老说：“革命的目的就是消除剥削、压迫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及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这是符合伊斯兰教基本宗旨的。中国革命已实现了她自己的一些目的，我想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也会实现自己的目的。”
伊朗大使对包老这样富有伊斯兰思想的谈话深表敬佩，便问他曾在哪里学习过伊斯兰经学。包老粲然一笑，惋惜地说：“幼小时只跟自己的姑父学习过阿拉伯语拼音和背诵过《古兰经》，12岁时到喀山的穆罕默德耶学校学习过两年，此后再没有学习的机会了。但我知道，伊斯兰教是我们民族的信仰，《古兰经》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幼小时背颂记忆的《古兰经》我没有丢掉。为了探索人生的哲理，我曾经常习读《古兰经》。”包老的博闻强志和对伊斯兰教思想的精深研究，以及他把教义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融合贯通的才能，给大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告辞时，大使称包老是中国的伟大长老。
包老的一生，是艰苦卓绝、奋斗不息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维护祖国统一、各民族团结进步的一生。他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事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的思想品质，高德文章，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我们应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安士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原会长，宛耀宾、马贤，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