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坚先生在他翻译的《论语》阿拉伯文译本的“序言”中说：“我是中国人，又是穆斯林，我肩负着双重义务，公民的义务和宗教的义务。我应当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不懂中文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文学；同样也应当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伊斯兰教的经典和著作介绍到中国，以便教内外同胞都能了解伊斯兰教的真谛。”①
马坚先生一生的工作，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双重义务”做的。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代表作《论语》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尽到了他作为公民的义务，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他把伊斯兰教的最高经典《古兰经》翻译成了中文，尽到了他的宗教义务，也是他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马坚先生一生的译作和著作很多，这两部译作始终是最好的也是最典型的代表，是永传的、不朽的。
马坚先生是一位学者，他一生勤奋耕耘潜心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他有着很好的中国文化基础，重视对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因此，他对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学等，都有很深的了解和很高的造诣。他阅读广泛，知识渊博，也有极高的表达能力和创作水平。他对《论语》的理解和翻译，就很好地反映了他的这一特点和水平。否则，没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要想正确翻译这部深奥的经典著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对《论语》中至今仍有不同观点和看法的部分，马坚先生总是能够把握分寸，客观公正地把中心思想和内容翻译过来，避免偏颇。这样的例子很多。
二是他有着很高的阿拉伯语言水平和很好的伊斯兰文化基础，对伊斯兰历史和经典有很深的研究。他精益求精，锲而不舍，遇到问题总要问个为什么，应该怎么办。他的《中国回教概观》一书，是他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如果没有对伊斯兰教义和经典的深刻研究，没有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认真学习，要想对中国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做出正确的、科学的、客观的、公正的理解和判断是很困难的。
三是他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冷静和客观地分析问题和发现问题，并能提出解决办法。他的思维逻辑性很强，对问题的分析研究，既能“深入”，又能“浅出”，紧紧把握事物的因果关系，把握事物发展的条件和规律。所以不仅在学术问题上，而且在复杂的重大的政治思想变革运动面前，他都能保持冷静的态度，有坚定的信念，处惊不乱，表现了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学者的风范。
翻译《古兰经》是马坚先生平生的最大心愿，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讲，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是掌握阿拉伯文和翻译《古兰经》。后来，他到埃及留学期间，积极搜集资料，为译经做准备。归国后，即投入译经工作，1945年已基本完成。后来因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风风雨雨，迟迟不能问世，等到全译本出版时，已是1981年4月份，这时马坚已逝世近三年。
全译本体现了马坚先生的中阿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很高造诣，也体现了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参考各种经注著作，深入理解经文含义，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再三斟酌，使汉语表达既能通俗、流畅、简练，又能完整地表达出经文的本义，力求“忠实、明白、流利”。
应该说，马坚对《古兰经》的注释更能体现出他的“阿文造诣、国学根底、治学严谨”的特点，也更能体现出他渊博的知识，很高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对《古兰经》的深刻理解。194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坚《古兰经》中译本上册，包括了《古兰经》的前八章，约占全部经文的三分之一。马坚对这些经文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并为该注释写了一篇“序言”（《古兰简介》）约两万字，介绍了《古兰经》的来龙去脉，说明了它的记录整理过程，并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古兰经》的主要内容和特点。马坚把他们归纳为20个方面，并在每一项内容下边都摘引相关经文，加以阐述和说明。
马坚对《古兰经》经文的注释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准确；第二，联系实际；第三，不偏不倚。所谓“准确”，就是说马坚注释的每一句话，举出的每一个事例，都是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不牵强附会。所谓“联系实际”，就是说释文注意联系中国社会和中国穆斯林的实际情况。例如，根据《古兰经》的经文（2:173,5:3,6:145,16:115），穆斯林是不吃猪肉的，这一点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欧美和亚洲其他国家，也没有引起任何问题。然而在中国，“回汉同胞之间，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许多误会、摩擦、纠纷，甚至流血冲突。”因此，马坚在注释上述经文时，特别认真仔细，为此用了大量篇幅详细阐述了其中的原因和道理。另外在女权、婚姻、财产继承等具体问题上，使用大量篇幅，结合中国情况，加以阐述说明。所谓“不偏不倚”，就是说对于伊斯兰教内有争议的问题，他不做故步自封的经典教条主义者，也不是理性至上的唯理主义者。而是采取公正、客观的立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表现了他的宗教进化论和宗教改革思想，并贯穿在他的所有著作论述中。
马坚是在1949年12月17日写成这篇《古兰简介》和完成《古兰经》中文译本上册的。当时距离北京和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马坚就用新时代的思想和语言来介绍《古兰经》和伊斯兰教，这不仅说明马坚先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比较快，也说明了伊斯兰教义中就有类似的思想和内容。马坚先生只是根据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进行归纳、总结、梳理，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使伊斯兰教和广大穆斯林能很快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使宗教信仰融入新社会，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本来，先知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教就是一场革命，是阿拉伯半岛上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牧民，对部落贵族和城镇富商与统治阶级的一场革命，有许多经文都是替穷人、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说话的，所以具有许多民主的、均贫富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与民主主义革命阶级的思想相吻合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坚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是配合当时推出的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新婚姻观等社会革新运动，说明这些改革都是符合教义的，希望广大教众积极投入到这些社会改革运动中去，适应社会主义的各项改革运动和措施。
马坚翻译注释《古兰经》的目的，就是为让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同胞，都能对这个宗教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减少误会，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加强团结和谐相处。他主张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高认识，加强交流，各自严格要求自己，增加彼此的信任和尊重。
马坚认为，宗教是进化的，时代是不断变化的，宗教也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他反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更反对画地为牢，把自己禁锢起来，否则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只能长期处于落后和软弱的地位。但是，马坚的这一基本思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发表文章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是一致的，相符合的，穆斯林应该积极支持和参与。一些宗教保守人士指责他把教义与当前政治联系在一起，有损于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卖教求荣”；而一些自认为是马列主义革命“左派”的“理论家”，又指责他混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分歧，是在美化自己信仰的宗教。马坚对待来自两方面的指责都是很冷静的，他认为双方仍然是对伊斯兰教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马坚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两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基本上澄清了“伊斯兰教是不是武力传播的”和“穆斯林为什么不吃猪肉”两个主要问题，在消除回汉同胞之间的误会，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时，毛泽东主席也谈了这两篇文章，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回忆胡乔木同志的传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在这之后不久，胡乔木到季羡林住的翠花胡同来看他。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坚教授。’胡乔木知道，老教授不习惯称‘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季羡林当时觉得很新鲜，至今不忘。”②
当时胡乔木任毛主席的秘书，他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马坚先生文章的肯定和赞扬，马坚先生自然很高兴，内心也感欣慰，因为他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做了件有益的工作。
后来马坚先生有机会见到了毛主席，两人也谈得非常友好。一次，毛主席会见阿拉伯国家的一位“穆夫替”，马坚先生担任翻译。接见完后，主席询问他有多大年龄。他说：“请您猜一猜？”主席风趣地猜道：“依我看，有三十岁了吧！”这时马坚用浓重的云南乡音回答：“您家少猜二十岁啦！”说完双方开心地笑了。③
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熊向晖也有一段关于毛主席和马坚的记录。毛主席在郑州接见西亚国家青年代表时，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说：“今天在座的人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主席指着担任翻译的马坚教授），他是一个穆罕默德，今年五十三岁，是专门研究可兰经的。今天没有他，我们就不可能开会，我们不能脱离他。他信穆罕默德，我不信，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打架。他信穆罕默德，又不是共产党，那没有关系。他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而且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那更好办事。有各色各样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共产党员要力争团结他们。”④
最近，几位热心的业内教胞，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整理了马坚先生的全部著作和译作，编纂了《马坚文集》共九卷，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件大好事，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系统地了解马坚先生勤奋工作的一生，了解他的思想信念发生发展的过程，便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思想理论和观点、看法的精神内涵。我们期待着！
纪念马坚，就要学习马坚，做民族团结和谐的促进者！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