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在北京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回族知名人士出席了这次大会。
会议期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担任阿拉伯语教授的马坚先生多次来到代表住宿的饭店探望来自甘肃平凉的参会代表虎嵩山老阿訇。5月24日（星期日），他们二人同虎嵩山的孙婿马贤及其两个孙子一起去照相馆拍下了一张珍贵合影。
这张照片近些年被多种研究资料及报刊引用。据参加这次会见及照相的马贤老先生2015年3月1日对本文作者虎希柏口述：
爷爷1953年5月从甘肃平凉来京参加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时住在菜市口果子巷的东方饭店，马坚来看望爷爷的时候，我们俩也在。马坚当时住在东四十条的北大职工宿舍的平房中，1952年5月我到回民学院后曾到他家看望过他。之前北京市政府曾在东四清真寺办过一个海里凡学习班，请一些学者来讲课，马坚就是每礼拜天来讲。当天他是乘坐公交车来饭店的，谈话时我们提议一起去照个相。当时北京的照相馆不多，交通也很不方便。我们5人从菜市口一直步行走到前门大街旁大栅栏的大北照相馆照了这张像。
为何一名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云南人马坚会对西北来的一位老阿訇如此敬重并执弟子之礼？原来他们20多年前在宁夏固原三营（时属甘肃）有过一段感人的师生之情。
虎嵩山于1925年经上海由海路去圣地麦加朝觐结识了同去朝觐的云南哈吉（马坚的父亲），当时虎嵩山的学识特别是波斯文的水平在国内已相当有名，深得马忠洁哈吉赞赏。
虎嵩山于1926年返回国内，因受湖南常德穆斯林聘请，在常德清真寺开学一年。1927年，虎嵩山回到家乡同心县，随即被固原县老三营清真寺聘为教长。他一到三营，就在当地清真寺创办了一所中阿学校（这是宁夏历史上的第一所中阿学校），1931年，他又在新三营清真寺创办了“固原三营镇中亚学校”。他在这两所学校里接收了全国各地许多慕名前来求学的青年学子，其中仅南方青年就有一二十人，如来自云南的马坚、马元卿、马才忠、纳正林、蔡承恩、罗秉良等，以及来自湖南的丁振翼、马玉成、张春山、黄成吉、马道明、马山堂等，这些人后来大多都成为穆斯林学者。
云南沙甸的马美忠、王鹤龄、王鹏飞根据与马坚一起到固原求学的云南同学马才忠老阿訇生前的口述，在《沙甸回民的杰出代表——马坚教授》（原载《沙甸回族史料》，1989年2月）一文中详细记述了马坚到固原虎嵩山帐下求学的过程②。
马坚在云南沙甸鱼峰小学任教期间，一边教书，一边钻研阿文，并同马元卿、马才忠、纳正林等一起开始学习波斯文。当时滇南一带懂波斯文的人很少，虽有几位阿訇懂波斯文，但不精通。他们为了能够学出一定水平，多掌握一门知识，便到处打听精通波斯文的人。后来得知固原有位虎嵩山阿訇，不仅精通阿文，还精通波斯文，在西北最有名望。于是下决心到大西北求学。那时交通不便，甘肃离云南又远隔千里，他们经过商量，决定去信与虎阿訇联系。按照西北的风俗，凡是要求念经的，一般都由当地群众或清真寺供给生活费用，可当时西北军阀混战，连年又遭干旱，庄稼常无收成。群众要供云南的几位学生念经，必然要增加负担。虎阿訇考虑到云南学生要求去西北求学是第一次，便欣然同意了。
接到虎阿訇的来信，马坚、马才忠、马元卿及纳正林等几位同学做了一番准备之后，于1928年3月从沙甸出发，经过越南的河口，然后搭船到香港再到上海。
在上海经过二十多天的准备之后，又到达了河南的洛阳，这时甘肃一带正流行着霍乱症，有的村庄已无人烟。瘟病流行，土匪猖獗，途中很不安全。加上一同去的纳正林、马元卿等经常生病，又考虑到经济困难，大家思想有点动摇。马坚则坚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提出由他一人先去固原，其余到西安附近一回民小镇等待，待一切顺利了再来信叫他们去。
经过长途跋涉，马坚一人先期到达固原三营见到了虎嵩山。虎阿訇因之前与马坚的父亲相识，加上口试了他的阿文水平，对马坚尤为喜爱，称赞他“是一个有志气有才华的青年”。马坚也向虎阿訇提出，希望安排马才忠等三人的食宿。虎阿訇满口答应，马才忠等也随即来到了三营。
马坚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风趣地说：“《西游记》里唐僧取经曾穿过火焰山，三打白骨精。我当时去西北念经，是穿过赤地千里的黄土高原，几经霍乱症发区。要不是有坚强的毅力，是不可能达到目的地的。”
在马坚一行到来之前，他们的云南同乡蔡成恩阿訇已经先期到达固原三营学习。
马坚先生在1945年《悼老友马元卿》（载1945年《清真铎报》新十四号）一文中也记载了这段历史：
我们到校的那天，刚刚是开课的日子，候赛尼氏古兰经注和卫道经解（伟葛叶注）都是从头儿讲起。我学卫道经解，元卿学候赛尼氏古兰经注。他起初很吃力，因为他对于波斯文没有根柢，所以常常要请教我们的蒙自同乡蔡承恩，过了两个月后，蔡阿洪反来请教元卿了。嵩山阿洪学识渊博，思想新颖，教授有方，对我俩特别意爱，在那样的教师的训导之下，我们的学业有长足的进步，如果我们得受三年的教育，则成绩必有可观。不幸才学过半年之后，地方遭遇饥荒，赤地千里，难民遍地，我们不得已而告假东归……
在短短的时间里，马坚刻苦攻读，很快就掌握了波斯文的文法和语法，并开始边学边做翻译工作，译出了波斯文的《真境花园》的部分汉译本。
1929年，甘肃一带遭遇饥荒，民间称“民国十八年大灾”。赤地千里，难民遍地，马坚和马元卿不得已而告假东归。而蔡成恩和马才忠仍坚持留在固原继续学习，直至1934年虎嵩山离开三营去银川东大寺开学办校时，两人才一起返回云南。
在三营学习期间，虎嵩山曾应马坚要求，就当时教内有争议的斋月的起止时间及回历的研究等问题做过几次讲演。马坚听后很受启发，并很快将虎嵩山的讲演整理成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新月问题的研究》，以“甘肃虎嵩山先生讲，滇省蒙自马坚笔记”名义，连载在1929年的云南《清真铎报》上。
虎嵩山的长孙女婿马贤抗战时期在甘肃平凉陇东师范学习期间，曾经和马坚有过一段通信交往。马贤先生在《往事难忘 音容犹存 回忆一代宗师虎嵩山大阿訇》③一文中曾谈及此事：
1944年前后，我在平凉陇东师范上学，正值国难当头，而大后方官吏腐败，民怨载道，热血青年学子思想彷徨，找不到人生坐标，有些同学就给自己所敬仰的名人写信求教。我校高年级一些同学也曾给某些名人写信，一般都收到回信，得到指点。我被此风感染，也试着给一位名人写信。当时，我很喜爱学校设置的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语课，课外常常从图书馆借阅有关书刊。读了马坚先生翻译的《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回教哲学》《回教哲学史》《回教教育史》《回教真相》和林兴智先生的《到埃及去》等书，受益匪浅，并萌发了到国外学习阿拉伯语的愿望。当时感到，马坚先生在阿拉伯语和宗教知识方面造诣非同一般，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名人，于是便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马坚先生从埃及回国后，当时在昆明正义路回教联合会工作，主编《清真铎报》。令我兴奋的是，他在百忙之中竟给我回了信，而且自此之后不时寄来新出版的《清真铎报》，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我将此事告诉了来自固原老三营的同班同学李玉根，他向我讲述了当年虎嵩山哈吉在老三营清真寺执教和马坚先生等人曾慕名到其帐下求学的情况，这更增强了我对虎老的尊敬之感。
有一次，马坚先生来信打听虎老的通信地址和三营穆斯林的情况。我立即将信转寄给当时任同心县清真大寺教长的虎老。虎老让其子虎学良先生（后来成为我的岳父）及时复信于我，回答了相关的问题，并鼓励我努力学习，力争将来成才。一个来自偏僻农村的穷学生，能与鼎鼎大名的大阿訇有通信来往，我感到非常荣幸。
1947年，虎嵩山在宁夏吴忠中阿师范学校的弟子马福龙与冶正纲想赴北京大学东语系师从马坚学习阿拉伯语，他们事先与马坚写信联系，事成后立即到北平进入北京大学。马坚对于这两个来自宁夏虎嵩山身边既是师弟又是学生的青年格外关照，寄希望予他们，常常与他们畅谈，自然经常谈及他们的老师虎嵩山。
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回族人士鉴于全国回族的分散状态，为了加强回族内部的联系，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增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新中国，希望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回族群众团体。包尔汉、达浦生、马坚、庞士谦及张杰等回族知名人士向中央提出了这一建议。当时担任中央民委党组书记的刘格平同志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于1952年以中央民委党组名义正式向党中央提交了报告。考虑到伊斯兰教工作与回民工作的不同，报告中提议分别成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这两个组织。这个建议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虎嵩山与马坚都参加了这次回民文化协进会成立大会，于是才促成了本文开始所说的虎嵩山与马坚在会议期间再度会面的镜头。
另据马坚先生的云南同乡、云南省伊协副秘书长马孝琳老先生于2005年4月30日在其昆明家中对本文作者虎希柏回忆道：
建国初期我在北京回民学院就读时，经常和一些云南同学去北大马坚先生家探望，马坚先生曾对我们说，由于当时国内波斯语翻译人员特别缺乏，他想在北大开办一个波斯语专业，为新中国培养一批波斯语翻译人员，准备聘请虎嵩山及马才忠等到北大任教，但此事终因虎嵩山年事已高等原因未能办成。
马坚教授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健康状况受到严重损坏，1978年8月16日凌晨归真，终年72岁，葬在北京西北旺回民公墓。
虎嵩山与马坚的这段师生情跨越了20世纪20~50年代，它反映了当时云南穆斯林与西北穆斯林的交往及友谊，反映了当时那两代穆斯林学者在办学著述等方面的执着精神及刻苦求学的成才之路。
（此文由虎希柏提供原始资料，虎云函执笔整理）
（作者虎云函系虎嵩山玄孙女，宁夏大学回族研究院人类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虎希柏系虎嵩山三孙，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