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6日是先师马坚先生逝世40周年。改革开放这段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时期，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弟子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实现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我常深憾于心的是马坚先生未能亲历其境，继续身教言传给予指点引导。伴随我这几十年学术生涯的只有始终放置在我案头的他的三种泽被后世的学术成果：他领衔编纂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他翻译的《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和《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我在查核参照类似工具书和著作时，总会感到它们的难能可贵和不可多得。如今，可以告慰马坚先生的是，他的历史定位已经确立，他的治学精神和学术贡献已为学界、民族宗教界所公认和景仰，更重要的是他在中阿文明互学互鉴方面的实践和建树，对我们当前致力于对内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对外开创中阿合作新篇章，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时代意义。
一、马坚先生的历史地位
我于1980年秋起开始负责创办《阿拉伯世界》（现名《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即萌发梳理总结中国阿拉伯语教学和阿拉伯研究历史传统的想法，包括特点、史实、成果和代表性人物等，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推介马坚先生。第一位撰文纪念马坚先生的是北大邬裕池老师，马先生在世时担任东语系阿语教研室主任，邬老师是副主任，深受马先生信任和器重，他文章的题目叫《平生风仪兼师友——忆马坚先生》，发表在《阿拉伯世界》1981年第6期上。接着是仲跻昆老师撰写的《忆马坚先生》，刊于《阿拉伯世界》1983年第4期。之后又有北大孙承熙老师在《中国穆斯林》1989年第4期上发表《学而不厌的楷模 诲人不倦的表率——深切怀念马坚先生》。邬、仲、孙三位都是我老师，也是马先生的学生、留校任教的同事，多年来与马先生交往密切，同心协力于阿语教学。他们的文字真实具体，生动感人，是最先评述马先生成就的文字资料。我则是在马师母存真老师1982年1月赠予马先生汉译《古兰经》和《阿拉伯通史》，嘱我“要多写点文章”后，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栏目发表《记马坚先生二三事》一文。
20世纪90年代，高校正大力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长期作为专业的阿语也须正视学科内涵、学术团队的建设和教学科研成果的积累，其中学科带头人的榜样作用至关紧要。正在此时，我获悉李振中老师应马师母之邀，已经着手在撰写《马坚传》，极感兴奋，随即要求他先在《阿拉伯世界》上连载，而后再结集成书。李老师欣然同意，这才使《阿拉伯世界》得以在1993年第4期至1996年第3期上公开展示马先生的一生经历和成就，让国内从事阿语教学、阿拉伯研究和关注伊斯兰问题的学界和宗教民族界人士形成共识：马坚先生一生矢志于学，他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内阿语教学和伊斯兰研究的奠基人，是这些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就此而言，李振中老师的《学者的追求：马坚传》可谓是集大成之作，它应际而生，提供了一份全面真实的马先生生平写照。
真正确立起马坚先生历史地位的，是在1995年6月北京大学举办的“纪念中国杰出的穆斯林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马坚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校党委副书记郝斌同志代表北大所做的报告。这是中国最高学府北大对马坚先生一生的评价，具体包括：翻译伊斯兰典籍，提高中国穆斯林的文化素质；扩大研究领域，做新时代中阿文化交流事业的先导；奠定中国现代阿拉伯语教学的基础，开辟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新时代；代表穆斯林参与国是，为安定团结大局做贡献。这份鉴定立意高，概括全面，其涵盖的4个方面都有翔实具体的内容阐述，做到了客观公正准确，具有权威性。选择在纪念马先生的专场大会上向国内政界、学界、教界代表和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公布，意义十分突出。我与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同班同学李成仁有幸作为校外马先生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是我平生的一大幸事。
二、马坚先生的治学精神
大家知道，学者的治学精神是可以传承的，也是后人纪念缅怀他们的主旨所在。马先生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对我这样一生在高校工作的教师而言，他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是我遵循的榜样。我曾在北大的那次大会上讲述对马先生治学道路的认识：“他终其一生，不改书生本色，目不窥园，矢志不移，潜心钻研学习，不断地教书、翻译、写作，乐于把所学所得奉献给祖国人民，乐于对同行学生给予帮助提携。”马先生的好学，是他的初心，也是他的品格。汉代名士贾谊在《鹏鸟赋》中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用在文人学者身上，不争名于朝也不争利于市的淡泊处世者，其内心之坚定须如“深渊之静”；而对学问的追求，又应像不受束缚的船，自主选向行驶，去寻访求索。马先生对待学问，是有这种定力和修为的。马先生名坚，字子实。他的做人和做学问，都可谓名符其实。他为人始终秉持爱国爱教的宗旨，坚定不渝；治学则是凭藉真才实学，真心实意地服务国家需要和他关注的学科建设。他在创建中国高校阿拉伯语专业和倡导中国现代伊斯兰研究的卓越贡献，都已成史实，凭的不是他的职务地位和资历名声，而是贯串他一生的教学科研实践和成果。他的译作、教材、文章、词典，均非人云亦云的泛泛之作，而是他作为开拓者，精心选择、辛勤耕耘的产品，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作品。
这里，试对他的治学精神再补充一二。
一是扎实的学术根基。马先生自幼立志向学，报效国家报效他的宗教信仰。马先生的同学、同事和学生都知道，他的中文、阿文和英文是从小打下的功底，且不管身处何地，始终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地实践积累，造诣都很高。刘麟瑞教授曾对我说过：“马先生不但阿文好，而且国文与英文都好，我们都比不了。”马先生留学埃及8年，前期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知识，后期转到达尔•欧卢姆（Dār al-‘Ulūm）学院攻读。“达尔”意为馆、院、社、房等，“欧卢姆”是科学、知识、学问，合起来便是“大学”“学院”“学馆”之意。国内大多将此院译为阿拉伯语师范学院。其实，埃及的这个学院，当时是一所独立于埃及其他高校之外的学术机构，它的“欧卢姆”指的是包括阿拉伯语言在内的多个伊斯兰学重要分支学科。20世纪70年代末，我赴埃进修的第二年，也曾去已并入开罗大学的达尔•欧卢姆学院（似可译为“伊斯兰学学院”）听课，深感院内阿拉伯典籍研究名家荟萃，水平不凡。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在埃及和阿拉伯民间曾普遍流传一句话：“除了达尔•欧卢姆，各处的阿拉伯语正在死亡。”可见，达尔•欧卢姆在他们心目中乃是保存和维护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最坚固的堡垒。马先生在该院孜孜矻矻地攻读钻研，实际上是经历了深造阶段。正因为此，他的阿语和伊斯兰学科知识才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但基础夯得很实，而且达到了视野开阔、学识渊博的境界。
二是务实的学术追求。马先生约自25岁起就开始翻译、发表文章，反映他一生学术追求的著述译编成果，数量达70多种，内容以人文科学特别是宗教、教育为主，也涉及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等门类。作为中国穆斯林学者的杰出代表，他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即要完成一部现代汉语的《古兰经》译注，以跟上时代发展，为中国穆斯林民众和中国学术界服务。我在大学期间，曾多次听他从语言角度评述前辈的《古兰经》译本，包括从其他文字的转译或直接译自阿文的。我当时学养不够，似懂非懂，只觉得他谈词义讲语法，有满腔的学术评点意见要发表，明显是出于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这种使命感也表现在他的文章、教材、词典和译作的选择上。我们今天阅览他的学术成果，可以发现那几乎都是他出于一位中国穆斯林学者的自觉，配合时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完成的。
具体到学术工作本身，马先生较真执着的治学态度也非常人可及。2008年马志学世兄寄赠我一套新世界出版社的《阿拉伯通史》第十版，十分珍贵，因为里面增加了他译出的该书第一版序、第十版序和2002年修订版前言，以及他撰写的“新版后记”。这些补充材料终于使我能较准确地了解这本史学著作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获悉马坚先生翻译此书的全过程。志学教授在“新版后记”中说：“马坚先生翻译这部长达75万字的鸿篇巨著，用精雕细刻来概括，一点也不过分。面对如此浩大的翻译工程，他一如既往，一丝不苟。哪怕是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也不轻易放过，都一定要经过反复推敲后才确定中文译名。”诚哉斯言。我在帮助马先生誉抄最后几章译文时，曾问他怎么把男人名尾字母M都译“木”而不是“姆”？马先生说：“这不更符合中国取名字的习惯吗？”他把阿拉伯、伊斯兰君主称号Sultan 译成“素丹”，不但是为了区别于地名苏丹，而且有中国元代的史料为据。书中的奥斯曼时期政府称号叫 al–Bab al–Ali （意为“高门”），马先生译为“崇高的阙下”。我知道陛下、殿下、阁下这些称谓，却不解“阙下”的由来，后查《辞海》，始看到《汉书•淮南厉王长传》中有“驰诣阙下，肉袒而谢”，阙下谓帝王居处，借指朝廷，心里大是佩服。马先生严谨治学是个榜样，他告诉我们无论对待译事或写作，都不容稍懈，而应尽量查明出处，做到有根有据。
三、马坚先生是开展中阿文明交流互鉴的先驱人物
至今，习近平主席已对发展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战略关系发表了三次重要讲话。其中，都把促进中阿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列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外交外事工作的前进方向和根本遵循。在国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期间，我想马坚先生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值得我们重视借鉴的。
马先生的贡献首先是他的译作。文明交流互鉴，自然得从加强双方的认知做起，离不开翻译介绍对方的典籍和有关国情、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著作。就此而言，马坚先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期间，便自发地把《论语》《河伯娶妻》《茶神》和《中国格言》等书译成阿文，并用阿文撰写《中国伊斯兰概观》一书，均在埃及出版，又把《回教哲学》《伊斯兰哲学史》（第•博尔著1901年德文版，1903年伦敦英文版，1938年艾布•里德阿拉伯文版）和《古兰经》上册（八卷译注本）译成中文；新中国建立后，他更是出于对人民政权的衷心拥护，自觉地把毛泽东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译成阿文，也把《埃及宪法》《阿拉伯通史》等译成中文。他的这些译作，不但为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开创了先河，而且反映了他爱国爱教的志向和情怀，展示出学者的客观睿智视野。他翻译的《论语》，孙绳武先生1939年所写《三十年来的中阿文化关系》一文中，说“马坚于七八年前，以近代化的阿文译成《论语》一书，在埃及印行问世，风行一时。《论语》是表现我国的民族性、民族道德和人生哲学最好的一部书，也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作。我国文化有系统地被介绍到近东，这还是第一次。”20世纪70年代末，我在埃及进修期间，还有不少埃及文化人提及他译的《论语》。他的《伊斯兰哲学史》和《阿拉伯通史》译作，都是他博览比较后选定的权威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填补了国内的学术空白，成为中国学界历时长久的学术参考书。
马先生对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另一实践活动，是他为数众多的知识性、学术性文章。20世纪30~40年代，他在国内《月华》《清真铎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主要介绍他了解掌握的当时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有关教育、卫生和文化等方面的动态，对有关伊斯兰问题的普遍共识。这对长期处于社会动荡和文化隔绝环境中的国内穆斯林同胞而言，不啻雪中送炭，既满足了他们宗教生活的需要，也有助于他们及时并较全面地了解伊斯兰文化发展的现状。新中国建立后，马坚先生怀有强烈的翻身解放主人翁感，他在极其繁忙的教学、翻译工作之余，积极主动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新华半月刊》《历史教学》《中国穆斯林》等国家主流报刊上发表有关阿拉伯、伊斯兰的论文专稿，内容涉及政治、中阿关系和伊斯兰文化专题研究等广泛领域。其主旋律是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对阿友好交往政策。他文章的题目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应社会需要而作，从学术角度剖析论证，逻辑周密，说服力很强。无论是对内的舆论引领，还是推动对阿的文明交流互鉴，都作出了他独特的历史性贡献。正因为此，毛泽东主席当时不仅在接待外宾时表扬担任翻译工作的马坚先生“合作得很好”，而且还通过胡乔木带话给北大东语系主任季羡林教授说：“请转告马坚先生，毛泽东先生看了他两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两族人民的团结。请向他表示谢意。”这是何等难得而且光荣的评价和褒扬！
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比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马坚先生来，真不知优越了多少倍。但每想到他以一已之力，既有中译阿又有外译中的精品译著，还撰写了那么多理论性、政策性和时效性兼备的名篇佳文，倾心致力于中阿人文交流、文明互鉴，总是不胜钦慕和感佩。他严谨的治学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他在推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实践更是值得我们铭记和总结。令我十分欣慰的是，今年我国重要的核心期刊《中国穆斯林》杂志将出纪念马先生的专刊，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经过多年的收集、整理和编辑，也终于要出版多卷本的马坚先生文集。这不仅实现了马师母生前夙愿，告慰了马先生的家人和门生弟子，更是为中阿学界保存了我国一位阿拉伯语教学宗师、伊斯兰学翻译研究名家和开展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先驱者的文化遗存。这两项活动，都是不忘初心牢记时代使命，继承前辈精神又惠及后学的重要举措，学术意义和时代意义都很突出，也将成为中阿人文交流史上的闪光点。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