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马坚在开罗留学期间翻译出版的很有影响的一部翻译作品。20世纪30年代至今近90年还没有一本译作可以代替马坚《论语》译本的。2009年，马坚的《论语》译本被专家选入《大中华文库》在中国以汉阿对照形式出版，足可证明马坚译本的不同凡响。本文通过研读马坚《论语》译本的序言、正文和其他一些相关资料，对马坚翻译《论语》的缘起和历史背景、翻译思想和方法及《论语》译本的影响和现实意义作一分析探讨。
一、翻译缘起和历史背景
1935年，马坚翻译的《论语》由开罗古典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由中文直接译成阿拉伯文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经典著作。马坚在《论语》阿文版前言中说：“我是穆斯林，又是中国人，肩负宗教的和国民的双重义务，我决意同时履行这两种义务，即一方面通过阿拉伯文向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宣传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一方面在中国宣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①不仅如此，阿拉伯世界也急切了解中国文化，这也是马坚翻译《论语》并顺利出版的原因。马坚《论语》译本的发行人穆希布丁•赫蒂布说：“过去东方古代哲学思想的著作，是通过欧洲语言译文再译为阿拉伯语的，结果著作的内容受到了极大歪曲，甚至完全违背了原意。我们的中国兄弟马坚先生目前在开罗，他的语言水平很好，对翻译工作认真细致，精益求精，非常适合担任这一工作。我不愿意放弃这一良机，就请他将《论语》译成阿拉伯文，他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一任务。马坚先生的这一工作将是对阿拉伯文库的重大贡献。”②在中阿文化交流的总体进程中，中国学者介绍阿拉伯各国的材料不少，而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却不多。事实上，中国文化直接从汉语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历史始于20世纪30年代，即始于1931年中国向埃及派遣留学生之年。根据现有的史料看，1931年前阿拉伯世界没有汉语系，更没有汉学家，关于中国的记载主要出现在阿拉伯史书文献、游记、宗教学著作及从西方翻译的译本中，他们是历史学家、旅行家及懂西文的翻译家。因此，阿拉伯人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极其有限，很多文献都来自西方资料。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留埃学生肩负起了历史使命，积极向阿拉伯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纳训（《一千零一夜》翻译者）翻译了《孙中山的生平》、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鲁迅的《风筝》﹑朱自清的《背影》﹑罗峰的《绝命书》﹑曹禺的剧本《雷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国文化讲师庞士谦出版了《中国与回教》，该书详细地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是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的第一本外宣书籍。马坚翻译和在埃及出版《论语》便是在此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二、翻译思想与方法
通过研读马坚《论语》译本，我们可把马坚译本的翻译思想与方法概述如下。
（一）不译篇名，译文简练
《论语》各章名都以各章第一个词作为篇名如“学而第一”“为政第二”等，这些词汇有的是人名，可音译；有的是动词或名词，可意译。而马坚译本省略了全部篇名，只翻译为“第一篇”“第二篇”，以此类推。关于这种情况，译界有三种翻译法，第一种是全部音译；第二种是音译与意译结合，《孟子》篇名的阿拉伯语翻译即如此，译者侯赛因（汉学家）采用这种译法，如“梁惠王章句上”音译了“梁惠”，意译了“王”，“尽心章句下”，意译了篇名，③以此类推。第三种翻译法便是马坚的译法。那么，马坚的译法是从哪里借鉴的呢？笔者查阅了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西方名著的阿拉伯语译本，发现了类似的翻译法，埃及译者在翻译西方著作时也是如此处理的。由此可断定，马坚是采取当时埃及的普遍译法，还可断定马坚在翻译完毕后，邀请阿拉伯语专家校对《论语》译本，并与专家进行了关于《论语》翻译的讨论，最终确定此翻译风格，以符合阿拉伯人的阅读习惯，也符合埃及人的翻译范式。
（二）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论语》作为一部哲学著作，特点之一在于其意义阐释的不确定性，这既是《论语》的魅力之一，同样也是翻译的难点之一。为了达到文本和文化的传播目的，马坚译本原汁原味地再现了《论语》的精髓，保留了古文原有的风格，让读者既能理解《论语》的哲学深意，又能了解其语言的精妙。“三家者以《雍》彻。”马坚对该句的翻译极其简练，只增了“彻”的宾语“祭品”便可展现原文的本意，而该句的白话文翻译则达到了44个字，比原文增加了38个字。④对于这段译文阿拉伯读者是明白的，但该句含有历史背景，马坚做了脚注，对“三家者”予以解读，加深了阿拉伯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⑤这里马坚把“怨”译为“多”的主语，译文显得极其简练。若按照白话文“依据私利行动，会招来很多的怨恨”转译，那么译文则显得冗长。马坚译本追求“信、达、雅”，主要采取直译法翻译古文，不在译文中增加多余词汇，从而译文典雅，保留了原文修辞格的诗意。“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⑥这里马坚没有增加白话文中增添的词汇，而是把“相近”和“相远”译为两个主动名词并作为两个谓语，这样不仅“达意”，而且“形似”。在现实中我们发现有些译本因受制于语言、文化等因素，难免会出现误译、删节、欠额翻译或者增添细节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在马坚译本中几乎是没有的，这得益于马坚的直译法，不曲解原文，也不随意在译文中增加解释。
（三）译文简明，脚注详实
马坚译本与其他译本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译文简洁，表达精炼，每一句译文与《论语》原文对称。在阅读译文中我们发现马坚是根据文言文翻译的，而不是根据《论语》白话文转译的，这是马坚译本与其他译本的不同之处。文言文中的一个字，马坚直译成一个阿拉伯语词汇，而不增加白话文中增添的词汇，这一特点贯穿整个译本。马坚译文中不作任何语言或文化解释，在遇到难懂之处便作脚注予以注释。马坚译本追求“形”与“神”的统一，不仅要使译本让读者易于接受，还要使中国文化获得较为真实而诗意的传播。《论语》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有些词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翻译都很难传递其完整的意义，对于这种情况马坚采取直译加脚注的翻译法解决中阿文化中的差异性。翻译注释是指译者以读者为指向，对源语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风俗或者物质进行阐释，适当采用脚注或附录等形式添加一些解说性的文字，以便外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译文，获取中国文化的背景知识。通过阅读马坚《论语》译本的脚注我们可把马坚的注释方法归纳如下。
首先，马坚注释了《论语》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对其人物做了简介，梳理了各个人物与孔子的关系及其人物特征。如“伯牛有疾”，马坚对“伯牛”作了脚注：“伯牛是孔子的学生之一，据传他得了恶疾。”⑦“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马坚对“周公”作了脚注：“周公是先贤，孔子在青年时代把周公作为自己的榜样，因此经常在梦中梦见周公。当孔子年长身体衰老后，遗憾没有实现此愿望，所以在梦中再没有梦见周公。”⑧
其次，马坚注释了《论语》中出现的中国哲学术语，为阿拉伯读者扫清文化障碍。“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道”在马坚译本中是指先知的言行，而在汉语中却与之相反，故马坚做了脚注：“‘道’在汉语中有两层含义，一是规律；二是道。道分为两种:天道和人道，天道包括消极力量、积极力量、纯粹的精神、神仙、前定等等；人道包括礼仪与道德。‘道’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内容。”⑨而在“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中，马坚对这里的“道”作了不同的注释：“照一些注释家的看法，这里的‘道’是指符合正确本性的道。原文的意思是指不知‘道’者则不是完人。”⑩“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里的“政”与阿拉伯人理解的“政”不同，马坚做了脚注：“‘政’”是指治理国家事务，而家庭则是国家的基本单位，故治理家庭事务也是‘政’”。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阿拉伯人对“孝”的理解与中国人对“孝”的理解不完全一致，对此马坚做了脚注：“这里是指男子对父母的守孝期。”“子曰：‘君子不器’。”马坚据文言文直译了原文，极其简练，但作了脚注：“器只适合一项用途，而君子则适合不同的工作。”译文不仅体现《论语》的语言特色，还通过脚注易于阿拉伯读者理解《论语》的含义。该句的白话文翻译是：“君子不像某件器皿那样只有狭隘用途，而是多才多艺。”若译者据此翻译原文，那么就不能很好地展现《论语》的“形”和 “神”，马坚的直译加脚注则二者兼并，达到了良好效果。
最后，马坚注释了《论语》中出现的历史背景，为阿拉伯读者消除了模糊性。《论语》引用了许多《诗》中的诗文，马坚对此书作了脚注：“《诗》是古诗集，孔子修正了该诗集，是中国文学经典之作。” “席不正，不坐。”马坚作了解释：“古代没有椅子和凳子，都是在地面铺上席子，席地而坐。”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马坚对这句文言文做了历史背景的脚注：“在古代，中国人习礼、乐、射、御、书、数。”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这里马坚也是采取了直译加脚注的方法，马坚在脚注中对其历史背景予以了详细注释：“中国古代皇帝每年末向各诸侯送去来年日历，各诸侯置日历于上方，每月初一以羊祭祖，并正式宣布每月的新月。当各诸侯忽视该礼仪时，子贡欲废除之，孔子则反对而乐于‘复礼’。”通过研读《论语》译本的脚注，我们发现马坚注释的内容不仅丰富，而且简洁易懂，达到了深入浅出的效果。
（四）选词精准，句式典雅
在词汇的翻译层面上，《论语》体现出词汇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既体现了汉语诗学的特点，同时又反映出汉语意义的深广。这样一来，译者对于字词的斟酌就要相当谨慎。马坚选择阿拉伯语词汇极其谨慎，总是在理解文言文含义的基础上选择典雅的阿拉伯语词汇。通过读马坚《论语》译本，我们发现译本中阿拉伯语词汇极其精炼，完全是标准的书面语词汇，绝非通俗的口语化词汇，从而再现了《论语》典雅庄重之特点。“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马坚对这句的翻译借用了《古兰经》中的表达法，是地道的古阿拉伯语，表述极其优美，译者运用倒装名词句和“绝对宾语（程度状语）”再现了《论语》的魅力。马坚不仅选词极其谨慎，而且用词也极为讲究，不增加多余的词汇，句子显得短小而精炼。“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这里马坚采用阿拉伯语三母复式动词翻译了“上达”和“下达”，用词优雅，句式精炼，没有增加白话文中增添的宾语“仁义”和“财利”，使读者产生联想，蕴意丰富。另外，“上达”，不仅通达于“仁义”，还可以指通达于“道”，通达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规律、事物的全貌，等等。“下达”，亦不仅通达于“财利”，应该更广泛地指小人遇事而着眼于琐琐屑屑或者表面现象，见事不明，甚至通于邪道、歪道。若译者翻译了白话文中增添的宾语，则不会使读者产生想象的空间。
（五）语法规范，句型多样
《论语》不但内容丰富，其句型也是别具特色，很多句子构成对句，文字优美，朗朗上口。这样的句型特点对译者的挑战远胜于字词，因为原文中的对句数量非常多，而很多对句从汉语的角度来讲非常精彩，但要在阿拉伯语中找到对应的句型却绝非易事。马坚译本通过阿拉伯语法的特点克服了这些困难。在翻译中马坚没有采取“破”的手法去重新打破原文的句式，以实现翻译的转换，而是借助阿拉伯语的语法特点巧妙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对于一些本意模糊的句子，马坚通过阿拉伯语的语法特点来重构语言，多用被动词或被动名词解决此类问题。在马坚的译本中，我们发现马坚巧妙地使用了阿拉伯语的被动语态、词根的动词作用翻译古汉语，译文句式显得典雅庄重，达到了形神统一之效果。《论语》是一部意义深邃的哲学著作，句句精妙，饱含哲理，文短意长，对句非常丰富，极富语言美和音韵美。马坚通过上述方法再现了《论语》这一语言特征。很多句式的翻译，马坚采取了倒装句式，前半句采用了短语，后半句采取单词。“子之所慎：齐、战、疾。”这里马坚采用倒装名词句句式翻译原文，省略了白话文中的多余信息，不仅译文精确，而且语言也很典雅。古汉语比较简洁，经常省略主语、谓语动词及其他句子成分。因此，当两个字或者两个词直接放在一起时，就使不同的读者在判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时有了不同的理解。马坚以深厚的阿拉伯语语法功底克服了这一困难。“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这里马坚采用阿拉伯语倒装名词句连接了原文中的各个短句，译文不仅表达了原文之含义，还展现了阿拉伯语句式之优美。不仅如此，马坚还结合阿拉伯语词汇的派生性（词根、主动名词、被动名词、张大名词、工具名词等）特点选用词汇翻译《论语》，使译本更加符合阿拉伯语的表达习惯。“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里马坚用张大名词和主动名词分别翻译了“矜”和“群”，用表示“互相”的三母复式动词翻译了“不争”和“不党”，没有增加一个字，句式显得极其紧凑。“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里译文连用词根、张大名词、形容语、主动名词予以表述，简洁而流畅。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里马坚没有将原文翻译成阿拉伯语名词句，而是翻译成动词句，把原文中四个短句连接起来作为“吾忧”的主语，句式显得简练而庄重。我们在读古典阿拉伯语时会发现以上这些特点，不仅句式凝练，而且语言优美，这些特点在马坚《论语》译本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六）修辞形象，表述优美
《论语》中的智慧不仅在于它能传递博大精深的思想，更在于它能用小小的比喻将复杂的道理简单化，其中深意耐人寻味。而这些比喻不仅在中国人看来颇具深意，对阿拉伯人来说也是新颖无比。如：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在阿拉伯语修辞中没有原文中相同的比喻，马坚译本保留了中国味，保持中文比喻本身的含义，使得原文的诗学形式和深远意义得以传达，这对目标语读者来说就形成了陌生化效应，使异域读者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的同时也领略到中国语言的形式美。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马坚对原文中的修辞翻译得极其详细，其中比喻展现得淋漓尽致。马坚译本再现了《论语》中的修辞之美，在《论语》中，对偶比比皆是，对偶言简意赅，和谐动听，对偶要求上下两句在结构上相同或相似，字数相等或基本相等，这种非常考究的形式给翻译带来了挑战，比如：“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里马坚用了两个条件句翻译该句，保留了译文的“形”与原文的“形”，两句译文对称，这与原文彼此相依的含义非常吻合。“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对于此类对偶句式，马坚在翻译中完全保留了对偶特点，读起来朗朗上口。“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对于这一句翻译，马坚连用四个相同的动词把四个短句连接在一起，并搭配了四个动宾短语，译文符合阿拉伯语善用长句的特点，句式对称且表达清晰。“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马坚连用四个命令式动词分别翻译了“志、据、依、游”，译文与原文结构一致，不仅译文“达意”，而且表达优美。在一些译文中，我们发现马坚大量使用词根代替动词表达动态，由于没有使用动词，译文显得简洁流畅，和原文的诗学特点更加接近。
三、马坚《论语》译本的影响与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前，阿拉伯人了解中国大多通过西方媒介，很少读到直接由中文翻译的资料。而马坚以精确、规范的阿拉伯文翻译的《论语》，在中阿学术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马坚是“阿汉两通”的学术大家，他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和阿拉伯语言文化，他的《论语》译本使阿拉伯丰富的知识文库增添中华文化的珍宝。《论语》阿拉伯语译本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意义，作为儒家经典之首的《论语》，对于阿拉伯学者和普通的阿拉伯民众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具有基础性作用。
马坚的《论语》译本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很大，这可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的谈话中得以证明。“他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两本中国书是，一本是讲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另一本则是孔子的书，那是当时—个中国留学生翻译的，他是我们的同学，很用功，后来成了东方学者，还来开罗访问过。’他指的两本书，一本是由英文转译的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另一本就是马坚先生译的《论语》。马坚先生及其译著当时在国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了。”《论语》译本的出版是马坚对中阿文化交流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探索和实践。
马坚《论语》译本的解读将启发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佳翻译模式，促进中华文化顺利地参与全球性的文化交流。笔者认为未来应建立中国传统文化译本的语料库，对译本作深入地研究。目前，我国特别重视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对外译介，正实施“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对外翻译出版工程”等外译项目，以应对文化生态平衡系统自身的要求和顺应国家发展“软实力”的需要。本文通过对马坚译本的研究，希望为中华文化输出与推广的实践与研究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