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在《学者的追求——马坚传》序言中指出，马坚先生（1906~1978）的学术成就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关于伊斯兰经典的翻译；第二，是关于近代外国论著的翻译；第三，是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订”。白先生认为他的学术成就实际上“是继承了云南穆斯林的学术传统。这个传统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研究教典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学习汉文化的传统。这两个方面，恰好在马坚教授身上都有体现”①。这段精辟的论述从整体上概括马坚先生的学术基础和特点。尽管如此，多年来学术界关于马坚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早年求学经历、翻译《古兰经》和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等方面，对于他的伊斯兰汉文译著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评述。本文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对马坚先生的汉文译著及版本进行比较详细地梳理和分析，揭示先生汉文译著在中国伊斯兰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对伊斯兰教学术研究贡献。

一、《回教哲学》——处女译著

《回教哲学》又名《认主学大纲》或《一神论大纲》《回教认一论》。作者是埃及著名学者穆罕默德•阿布笃，该书是作者在贝鲁特皇家学校关于伊斯兰教信仰的讲义稿。后来由作者的学生拉希德•里达整理汇集，润色成册，作为爱资哈尔大学的哲学教材。该书在穆斯林中影响较大，被翻译成多国文字。

《回教哲学》是马坚的第一本译著。关于该书的翻译过程，译者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我到埃及后，初次与爱资哈尔大学回教哲学院专修部教授易卜腊欣•吉巴黎氏会面，便询问他埃及有无最新的一神论书，他说：‘穆罕默德•阿布笃先生的一神论大纲，是近代最有价值的著作。’后来我就买一本来，细心的研究，又常常去请教吉巴黎教授，并陈所作笔记，求他代为改正。”1932年至1933年初，马松亭、赵振武等护送成达师范学校学生赴埃及留学，期间他们在埃及多次敦促马坚，选择埃及流传的“简明的认主学本子，译成汉文，以飨教胞”②。于是马坚暑假期间，将全书译为汉文，寄回北平。最初该译文以《认主学大纲》的题目在《月华》上连载，“藉以就正于海内高明，然后印行问世”。然而，各地穆斯林以为如此发表，太迟缓，纷纷来函敦促，要求印单行本，不得已，马坚将原稿稍加修订，大胆地寄回国去付印。

对于翻译过程中的艰辛，马坚在序言中交代：“原书义理精深，文词雅丽，故能直译处，用直译法，不能直译处，用意译法，务期使读者易于了解，且不失原文的精神，欲读原书者，亦可以译文对照。不过以我这样谫陋朴拙的人，无翻译经验而译此名著，虽用尽苦心，恐终不免有讹误之处，倘蒙明达君子，切实指教，俾再版时，得加订正，则感戴无既矣”。

尽管翻译中困难重重，但译者内心充满喜悦，因为译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穆斯林没有系统论述一神论信仰著作的空白。对此译者指出：“一神论是回教哲学的基础，回教的各种宗教学科，无不以一神论为最后的根据的，所以信奉回教者，必习一神论，研究回教者亦当从一神论入手，我国素无适当的汉译的—神论专书，可供教内教外人士的参考，这是莫大的憾事” ③ 。

《认主学大纲》译文内容在《月华》连载至第十一章后，马坚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正式刊印单行本，遂更名《回教哲学》，列入“回教哲学丛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再版，并附有“勘误表”。译者早年所在学校的机关刊物《伊斯兰学生杂志》作了报道，特别推荐“欲明了伊斯兰为中正大道者，不可不人手一编”④；1943年该译著列入“伊斯兰文化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再版。

二、《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回、耶对话的典范
《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的作者是穆罕默德•阿布笃，从其弟子拉希德•里达的“原本发行者序”中看出，作者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查密阿杂志》主编在做回教大哲学家伊本•路世德评传时，比较了基督教和回教对于科学的态度。他认为回教的认主学家不承认因果律；判断回教的大哲学家伊本•路世德为回教的叛徒。此语一出，引起埃及各界的强烈不满。为了回应这种说法，穆罕默德•阿布笃以基督教圣经和历史为依据，对基督教的教旨做了公正的评论，阐释了伊斯兰教的教旨、伊斯兰教的特色，以及伊斯兰教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并引用公正的基督教学者的言论加以佐证，以表示真理是不可以掩蔽的。该书作者因此而被称作“评论异教者的模范”，成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的典范而在穆斯林中广为流传。

马坚指出翻译该书的想法：“回教传入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而我国同胞，对于回教的真相，直到现在，还未认识；各级学校所用的史地教材，依然以不公正的史地学家的著作为根据，所以对于回教的教旨和历史，颇多失实之处，这是我国教育界的一大缺陷，足以为国内各民族精诚团结的障碍。我译述穆罕默德•阿布笃先生的《回教哲学》，即为弥补这个缺陷，这本书与《回教哲学》，颇多互相发明之处，所以我以课余之暇，又将此书译出，以贡献给我国爱好真理的同胞”。对此，他在译者序言中对中国学术界和中国穆斯林提出殷切的希望：“宗教与科学的问题——是学术史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我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针对穆斯林世界的衰落，他指出：穆罕默德•阿布笃“弃世已三十年，世界各国的回教徒，才逐渐认识先生的药石之言，我希望我国的回教同胞，莫讳疾忌医，庶不负先生的苦口婆心”⑤。

《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译稿1935年完成，同学纳忠（字子嘉）代为誊写，1936年由中国回教书局出版发行。《月华》《伊光》发表出版书讯，特别强调马坚“特将该书全部以流利的译笔译为中文，用精美的道林纸印出，读者如购此书一本，则可雪除历代所受的侮辱，而认识回教的真理。”⑥1944年，有研究者认为通过该书，穆斯林“可以更明确地认识自己的宗教，坚定自己的信仰，异教徒可以化除过去对回教的误解及成见，加强精诚团结。⑦”
此外，马坚还译有《驳约瑟的故事》，在《月华》上连载。关于翻译该文的情况，马坚在“译者附识”中写道：“耶稣教牧师左麦尔氏著《约瑟的故事》一书，直抄《古兰经》及伪《旧约》原文，意图混淆视听。爱资哈尔大学校长有鉴于此，将原书交回教哲学院教授爱密奈沙赫，据理驳斥。兹将驳文译出，以供《月华》报读者的参考。”⑧译者曾计划出该译文的单行本，但未见付印。

三、《回教真相》——发行最多的教义哲理译著

《回教真相》的作者是利比亚人爱勒吉斯尔（1845~1910）。关于该书撰写的原因，作者在原序中说，一位英国的语言学家，在伦敦创办了一种阿拉伯文的报纸，以研究回教的真相为宗旨，以介绍回教的优点为目的。这位语言学家通过自己的朋友，要求作者为他们的报纸撰写回教的诸多教义。于是作者就撰写了这本小册子，阐述了回教的真相，“以引起思想自由不受偏执之桎梏者的阅读兴趣”。

关于《回教真相》翻译的过程，马坚在译者序言中交代：在中学的时候就对数理科学和自然科学感兴趣，对于科学原理与伊斯兰教信仰发生抵触时，怎样加以调和困惑。尽管他看了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人的汉文译著，但仍然没有找到这个答案。留学埃及以后，他有一次问起自己的老师易卜拉欣•吉巴黎先生这个问题，易卜拉欣欣然向他推荐了这本书。当他“读了这本书的时候，愈读愈有味，一个星期的功夫就读完了，读过之后，精神上感觉到一种难以形容的痛快，六年以来的疑团，这时候才算打破了”。他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的特色，是说明回教的根本信仰，是以理智为依据，凡是理智断然的证据，如科学家由实验得来的原理，虽与回教经典明文的显著的意义相抵触，回教徒（穆斯林）亦当承认它。”

1936年马坚利用暑假，将该书翻译成汉语，最终的希望是：“贡献给我教内教外亲爱的同胞，我希望他们读了这本书以后，和我发生同样的感觉。”同时“我希望我国的回教学者，从此发愤，学些科学常识，同时鼓励教胞们，讲究科学，以收利己利人的功效，而谋坚确不拔的宗教信仰”⑨。

《回教真相》1938年纳入“回教哲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39年再版；1943年纳入“伊斯兰文化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1946年再版；1951年又出第六版，译者在该版本中结合时代特征和国内的形势，增加了“译者新序”。该书在中国穆斯林中的影响很大，读者需求量也很大，1981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曾重印过一次，而在中国穆斯林民间曾多次印刷，有很多版本。

《回教教育史》——首部介绍阿拉伯教育的译著，作者是叙利亚人讬太哈（Khalil A. Totah），他是非穆斯林，该书是作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阿拉伯人在教育上的贡献》，1926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部以英文出版发行。
1937年，马坚在埃及留学时，学校开设了伊斯兰教育史的课程。当时的教材并不是这本书，后经过老师的推荐，他通读了讬氏的原著，觉得很有价值，所以立志将其译成汉语，以飨我国穆斯林。1938年他利用暑假的时间完成，因生病住院，只好由同学马兴周誊写译稿。
尽管《回教教育史》主要是介绍阿拉伯地区的伊斯兰教育的书籍，但对于中国穆斯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译者在序言中指出：虽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一千多年了，但是关于中国伊斯兰教育的史料因没有完全的记载而丧失了。“中国回教的寺院教育，只注重宗教教育，而不注重普通教育，又宗教学校的学生，只学阿拉伯文不学国文”。在译者看来，这种教育模式培养的学生是宗教人才。如果宗教人才太多，就会产生供大于求的现象，使“大多数的毕业生，必定失业”；穆斯林所创办的新式学校，因不能适应回教社会的特殊环境，很难普及各省。这就造成中国穆斯林教育的滞后，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译者提出教育方法：“一方面改良阿拉伯文的教材与教法，使他们能读，能说，能写，能作，有到外国深造的能力，一方面添授国文和科学常识，把他们养成适用的宗教师，以满足中国回教社会的迫切需要”。译者翻译该书的目的是：“贡献给关心中国回教教育的同志们做参考”⑩。

《回教教育史》列为“伊斯兰文化丛书”，1941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43年由该馆再出“手工纸”，1946年12月再版。
 
四、《回教哲学史》——最早的伊斯兰哲学史译本

《回教哲学史》系阿拉伯—伊斯兰哲学史著作。作者为荷兰学者第•博尔，原本1901年出版于德国的斯图加特，1903年英国出版了经作者校订的英译本，1929年印度出版了乌尔都语的译本，1938年开罗出版了阿拉伯文的译本。马坚留学埃及时，该书阿文版已经出版，回国前曾购买了阿文版本和英文版本，回国后利用闲暇的时间进行翻译。

马坚在译者序言中指出：伊斯兰哲学与阿拉伯哲学系名异实同，伊斯兰哲学就是阿拉伯哲学，伊斯兰哲学家是在伊斯兰政权下成长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们曾都是阿拉伯帝国的人民，其哲学论文都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因此人们也把他们称作阿拉伯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称作阿拉伯哲学，伊斯兰哲学是希腊哲学——主要是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它的功绩不仅是把希腊哲学保存下来，而且加以发扬光大。西欧人在中世纪时代关于希腊文献的知识大半是通过阿拉伯文译本重译为拉丁文后才获得的。《回教哲学史》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伊斯兰哲学史的重要译本，也是我国学界所翻译的关于伊斯兰哲学理论的最重要的专著之一，成为后来学术界研究和翻译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回教哲学史》汉译本列入商务印书馆的“哲学丛书”和“伊斯兰文化丛书”，分别于1944年、1946年各两次出版。1958年由中华书局易名《伊斯兰哲学史》重新出版。

五、《教义学大纲》——经堂教育教材的白话文译本

《教义学大纲》又名为《教典诠释》，原名是《尔歌一德》，是伊斯兰教义学名著，作者是奈赛斐（1068-1142），中亚布哈拉人。后来许多学者对该书进行注释，在我国流传版本的注释者是中亚呼罗珊人赛尔顿丁（1312-1389）。该书主要阐述了认主学的地位，批驳了穆尔太齐勒派的部分观点，分析论证了真主的本质与属性，其目的使穆斯林摆脱怀疑与幻想的困惑，找到认识真主之道。该书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最重要的教义学教材，“南北各地的经师，都以能授此书自豪”。清代穆斯林先贤刘智在其《天方典礼》参考书中曾提及此书，译名为《教典释难》。同治年间，马德新曾在昆明刊印，取名《教典释难经解》。光绪十九年，马联元刊印了节选本，取名《天方释难要言》。天津杨仲明阿訇曾经将全书译成汉语，命名为《教心经注》，1924年在北平刊印。

马坚对《教义学大纲》的翻译可追溯到1931年，他翻译了该书的部分，以《回教信经》的名称，刊于《伊斯兰学生杂志》创刊号。1944年，马坚在云南养正学校为学生开始教义学课程，以杨仲明译本为参考书。然而学生觉得该译本“文字太古奥，太晦涩，比读原本还费力”。于是他一边教学，一边翻译，半年后译完，译名为《教义学大纲》。该译本列入“伊斯兰文化丛书”，1945年在昆明出版，成为畅销的书籍之一。译者在序言中指出“这译本在西南和西北的销路很好，在华北尤受欢迎”。鉴于初版已无存书，经过校正和增订，更名为《教典诠释》，1951年由上海的文通书局再版。1988年，为了纪念马坚归真十周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重印过一次。

此外，在教义学方面，马坚以1936年埃及教育部出版的教义教材为蓝本，“斟酌中国回教社会的情状”以及抗战的需要，编译有《教义读本》，列入“穆士林丛刊”，1945年在昆明出版。

六、《回历纲要》——地方阿訇很好的参考书

《回历纲要》是马坚又一本重要的关于伊斯兰教历的译本。该译本是为了解决中国穆斯林看月问题而作。正如译者在“自序”中所说的：这本小书，可以解决下面几个实际问题：第一个问题，回民有没有科学？第二个问题是，回民对于中国文化有什么贡献？第三个问题是，研究回教文化史或东西交通史的时候，常常遇到回历的纪年，要想知道那是西历纪元若干年，有什么简便而且正确的方法？第四个问题，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尊重伊斯兰教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规定在开斋节和宰牲节各放假一天，究竟哪一天是开斋节和宰牲节？我们的节日不一致，人民政府究竟在哪一天放假呢？

《回历纲要》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回历纲要；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回历西历对照表；五十二年回历月首表。另为该书后面还有一个附录，题目为：《评论老初二派、老初三派和遵经派》。该书1950年首次由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刊印，在穆斯林中受到一致好评。后经译者长达一年的修正和补充，1955年由中华书局再版。该版本后面有一个“后记”，译者特别强调该译本“对加强民族团结曾起过一点作用”，并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将来作更多修正和补充。
七、《穆罕默德的宝剑》——伊斯兰历史与文化的综合论集《穆罕默德的宝剑》是关于伊斯兰教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论文集，收集了作者的发表在《进步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中华医学杂志》上的22篇译文或著作。其目的是为了中国社会了解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风俗习惯，消除中国社会对伊斯兰教的误解，实现各民族的团结。

关于该书起源，马坚在自序中交代：1951年1月1日，北京《光明日报》登载了一篇以《语无伦次的山姆大叔》为题的文章。作者说：“可怜的人们，能知道过一手执剑，一手执经典的穆罕默德，却不知道一手拿枪炮，一手拿钱——对了还有一双手拿‘道义’，这就叫做‘净手’的霸手面目。”这篇文章本来是揭示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结果中国穆斯林认为这是把先知穆罕默德与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是对于回教的不尊重或误解”，穆斯林纷纷要求北京市人民政府讨论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马坚撰写了这篇文章，强调指出：“穆罕默德到底是不是以武力传教呢？笔者是回民的一分子，而且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阿拉伯民族史和伊斯兰教概论的，对于这个问题，多少有一点研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说明这个历史问题的真相，以免各种书刊上将来再发生同样的文字”。他的结论：“穆罕默德拿起宝剑，是为了抵抗反对派的进攻，是为了保护伊斯兰教，不是为了强迫他人信仰他的宗教，那是违背伊斯兰教义的，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信仰问题是一个思想问题，要人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必须经过长期的说服教育，使用武力绝对不会成功的。”该文1951年1月19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20日《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进行广播，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引用。

为了方便读者查找，经《进步日报》马惠卿的提议，马坚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表的“文章凑在一起，编印这本小册子，把北京《光明日报》发表的《穆罕默德的宝剑》一文排在前面，就用那个标题作这本小册子的名称。”1951年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发行。

八、《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的缩写本

《阿拉伯简史》的作者是费利普•希提（Philip K. Hitti），1943年出版。作者在前言中表示：该书不是供学者参考的，而是供一般读者阅读的，该书简明地阐述了伊斯兰教在中世纪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征服、伊斯兰教帝国、伊斯兰教盛衰时期等故事。作者指出：“我希望这本阿拉伯世界简史，能够启示读者，它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如何密切的一部分。”

马坚所选的《阿拉伯简史》是1956年第3版，并根据1963年《阿拉伯通史》第8版作了若干的补充。1972年翻译，1973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该书以简练的手法勾勒出一幅阿拉伯国家兴起、发展和演变的全景画面，对阿拉伯人在创造伊斯兰文化、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成绩及其对西方的影响论述的比较详细，文字亦颇为生动。对中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关系，也作了全面的描述，为读者研究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提供了不少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

九、《阿拉伯通史》——首部全面论述阿拉伯历史的译著

《阿拉伯通史》也是希提的主要著作之一，1937年问世，后来陆续修改重新出版，到1970年已经出到第十版。
马坚对该书的翻译开始于1957年，经过艰辛努力，1965年全部完成，出版被搁浅。后他又根据第十版，对译著进行了相应的修改。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当时中国人全面、系统了解阿拉伯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译著，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阿拉伯通史》系统、全面地阐释了整个中世纪期间（直到近代）阿拉伯帝国范围内各族人民及诸国的历史全貌。由于作者写作功力深，基础厚，既重视分析，又注意史实的准确性，因此全书结构清晰，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生动活泼，广征博引，图文并茂，体现了当代阿拉伯史学家的研究水平，反映了欧美关于阿拉伯历史新的研究成果。而译者准确、流畅的译笔，更使全书的内容得到完美的表述，遂使该书成为中国读者目前学习及研究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的权威性专著。”后因为读者需求的不断增加，新世界出版社于2008年、2015年再版。

十、《古兰经》汉译本——最有影响力的汉泽本

《古兰经》翻译是马坚先生毕生追求的“两件事情”之一。马坚早年受中国回教学会派遣，赴埃及留学，目的是培养《古兰经》翻译人才。1939年，马坚回国，1940年省亲后，回到上海，协助伍特公和沙善余翻译文言文《古兰经》，同时利用空闲时间翻译白话文版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译成前9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到了云南沙甸，与其师哈德成共同翻译。1943年哈德成阿訇去世后，他独自翻译。1946年进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1949年，附带注释的《古兰经》前8卷汉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对于这个版本，译者在序言中强调：“《古兰经》的中文译本，虽然有六种之多，但我相信发表这个译本，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古兰经》有许多注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特色，亦各有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马坚在北京大学继续从事《古兰经》翻译。195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古兰经简介》。他在该小册子序言中指出：“《古兰经》里有许多积极性的，革命性的教训，在新民主主义的时代，发扬这些宝贵的教训，可以使一般的回民同胞认识伊斯兰教的真精神，藉以引导他们来参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就教育广大的回民群众来说，《古兰经》具有警人的功效，能起到桥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马坚先生开始修订和整理全部《古兰经》译稿。李振中先生在其著作《学者的追求——马坚传》中说：1977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金宜久、孙晓兰、沙秋真来找李振中商讨《古兰经》的翻译工作。李振中告诉说：“马坚先生正在对自己多年以前的《古兰经》中译稿进行修润，还计划完成第八卷以后的经文注释，全部完成后，油印300份，内部交流，目前急需一名助手”。金宜久先生当即表示说：“中国社科院可以派人协助马坚先生做这件工作，完成后可由社科院负责出版。”马坚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很高兴。随后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派沙秋真女士来协助马坚先生誊写《古兰经》中译文修改稿。尽管马坚先生没有完成《古兰经》后二十二卷的经文注释，但整个汉文的翻译稿在他逝世前已经修订完成，198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先生多年追求的目标最终如愿以偿。白寿彝先生在序言中对该译本作了很高的评价：“这个本子的出版，将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中国伊斯兰研究工作上、中国翻译工作上的一件大事。”《古兰经》韵译者林松先生指出：“在汉译《古兰经》中马坚教授的通译本，是孕育过程甚长、准备阶段很久、公开发行量最多、社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2013年，马坚的《古兰经》已经经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人员校订，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

结语

综观马坚先生的伊斯兰教译著，他涉猎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内容涉及伊斯兰教义学、哲学、教育学、天文历法、宗教比较学、宗教与科学、《古兰经》翻译以及阿拉伯历史等。埃及的留学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而且接触了阿拉伯世界当时流行的思想家及专题著作，见证了阿拉伯世界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或者亟需要解决的。这促使他利用空闲，从事翻译，试图弥补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的缺憾，解决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穆斯林面临的问题，消除外界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误解，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马坚先生的汉文译著是对明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的延续与发展。如果说穆斯林译著家是“以儒家思想来阐发伊斯兰教的教理学说，又以伊斯兰教的教义来引申发挥儒学”，那么马坚先生的汉文译著“实际上都是艰辛的‘创制’工作，旨在使伊斯兰文化适应中国的新环境，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发展是同步的。

马坚先生的汉文著述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学术界产生持久的影响，主要与商务印书馆有直接的关系。该公共出版机构早年出版的中学历史、地理教科书关于伊斯兰教的内容大多译自国外的书籍，其中许多严重失实，出版后引起穆斯林抗议，后经过上海记者公会的调解，以后出版涉及伊斯兰教的书籍，首先由上海的中国回教学会审核，然后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坚的许多著作都是畅销书，不仅扩大了该社的知名度，同时也带领了销售量。1939年夏天，在云南穆斯林企业家白亮诚的支持下，白寿彝、马坚等成立伊斯兰文化学会，编译伊斯兰文化丛书，编辑穆士林丛刊，编写伊斯兰知识读本，其中伊斯兰文化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坚的许多著作得以再版。除了商务印书馆外，马坚的许多著作还由穆斯林民间的出版机构出版，诸如上海回教书局、清真书报社、云南穆民书局等。

1978年8月马坚先生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今年是先生逝世40周年，他在中国伊斯兰教学术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留下来大量珍贵的学术著作遗产，至今仍然颇受学术界的重视和参考，仍然是中国穆斯林精神食粮。“整理他的译著，编出他的文集，是对他很好的纪念，是对他学术遗产的继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